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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文学的自觉”。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①
第一章 时代骄子（2）
很显然，所谓“文学的自觉”，首先体现在作为一种美学原则，“为艺术而艺术”否定、取代了“为政教而艺术”的传统观念。前已说过，发祥于孔子、完成于《礼记·乐记》和《毛诗序》的儒家伦理美学，一般都把艺术和审美仅仅看作是政教、伦理的手段和工具，以“扬善惩恶”、“美刺比兴”、“助人伦成教化”作为艺术的主要社会功能。如果说，它作为人类早期社会的一种思想，在其合理性中已带有片面性和危害性的话，那么，在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两汉，这种片面强调艺术阶级属性和教育功能的狭隘教条和功利框架，就势必因对艺术的束缚、损害、破坏而走向它的终结。作为它的对立面，“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的是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文学与经学分家，艺术与政教脱离，从而一改过去那种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尽管理论家们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还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或者“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③之类冠冕堂皇的套话，但在文学家们心中，文学实在已不必再为政教服务，或者不必那么直接地去服务，也不必把男女情爱之作也都扯到“后妃之德”上去。至少在题材的选择和文章的立意方面，作家们在思想上已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创作自由。《文心雕龙·明诗》篇论及建安诗歌时说：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这里有多少是为政教服务的？毫无疑问，建安诗人确实写了不少反映“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的作品，但那决不是“为政教服务”的美学思想的产物，恰恰是文学独立的结果。所以这些发自肺腑的哀怨之声就比那些铺陈排比、歌功颂德的皇皇大赋更有美学价值。至于仙风道骨如玄言诗，争奇斗艳如山水诗等等，与政治教化就相去更远了。于是，到南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纂《文选》时，一个是“以能文为本”还是“以立意为宗”的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准则就提出来了。如果说在曹丕（187—226）那里，“文章”一词的内容还相当宽泛，还包括有非文学的成分的话；那么，在萧统这里，这一点似乎已不再含糊。这与其说是曹丕与萧统的区别，毋宁说是肇始于建安的新的美学思想经过几代人努力而走向的成熟。
当萧统把“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一言以蔽之曰，把“以能文为本”①的作品从大量的文化遗产中甄别出来，编成一集时，这位太子也许没有想到，他无意中为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作了总结。因为当文学与艺术刚刚独立的时候，它的自觉不但要表现为与政教的脱离，而且要具体地表现为形式的自觉。不经历一个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阶段，文学的真正独立和繁荣就实际上并不可能。毫无疑问，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孔、孟、老、庄等人，他们的著作也是文采斐然的。孔子明确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①；老子虽以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②，然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情采》）③。不过这种对形式的注重与上述形式的自觉却有着质的不同。前者只是把辞章和文饰当作使“言”能够“行远”的手段，而“言”又是表“意”的媒介，所以“文”就只是手段的手段，它服务于明确的实用目的；而后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本身当作了目的，即不仅仅要善于传情表意，而且形式本身要有“滋味”，也就是要能给人以美感。锺嵘（约468—518）《诗品序》谈到五言诗之所以取代四言诗成为文学主流时就曾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很显然，“行远”的观念转变为“滋味”的观念，也就是实用的理论转变为审美的理论。如果把萧统的观点和锺嵘的观点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个时期的文学观，即：文学应该“以能文为本”，而“文”是一种有“滋味”的审美形式。如果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文学是以审美形式为特质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时代骄子（3）
文学观从实用理论向审美理论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从建安时期开始，一代又一代地产生着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作家群。《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锺嵘《诗品序》也指出：“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为什么“必甘心而驰骛”？曹丕的回答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①很显然，这里有着传统观念的影响，即《左传》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言”之所以能够“不朽”，在《左传》的时代，应该说主要是因其所传之“意”的缘故，因为那时不朽的主要是圣贤之言；然而在曹丕看来，文学家的“言”也在“不朽”之列，但其所以不朽者，应该说主要是因其“文”了。所以，不仅是“经”、是“子”、是“史”，而且诗赋之作也能“不朽”。曹植仅仅是因其文学上的成就，就获得了“譬人伦之有周孔”②的崇高声誉，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自觉”的结果。
很显然，只有把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精神产品看作是人生价值的真正标志，才会这样自觉地刻意为文、作文寄心；也只有把审美看作艺术的主要特质，才会对形式美进行不懈的探求。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历史事实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艺史上极富创造精神的艺术开拓期。你看那孕育着律绝形式的五言诗章，你看那迈开了前进步武的七言古体，你看那类似诗歌的抒情小赋，你看那已具雏型的笔记小说，你看那齐整绚丽的骈文，你看那可视为游记体文学的散文，……这里还不包括刚刚成为独立艺术门类的书法等等。这些崭露头角的新文学样式，虽然远不及后代那样成熟、完美，却已竞相显示出自己的美学魅力而足以使人耳目一新，并且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家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从周代民歌开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戏剧，几乎每个时期都有自己主宗一代文坛、可以引为骄傲的文学样式，而这里却只有一排刚刚冒尖的新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文艺理论极为敏感地显示了时代的特征。同样符合逻辑的历史事实是，魏晋南北朝也是中国美学史上极富创造精神的理论开拓期。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和欣赏，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艺术规律和审美形式的探求，成了文人们的热门话题。从文体的辨析到文笔的区分，从才学的主次到华实的关系，——各种问题不断提出；从“气有清浊”到“声无哀乐”，从绘画六法到十二笔意，——各种学说不断建树；从文学构思到艺术鉴赏，从作家品评到流派考辨，——各种领域不断开拓；而“气”、“韵”、“风”、“骨”、“情”、“采”、“体”、“势”、“神思”、“滋味”等中国美学特有的范畴、概念也都纷纷提出。至于文人集团的出现，文论专著的写作，文学专集的编纂，更是前所未有。总之，问题提出很多，范围涉及甚广，虽然前后流派纷陈，诸家学说不一，但共同的倾向，却是“文学的自觉”。
第一章 时代骄子（4）
“文学的自觉”表现为创作的繁荣和批评的繁荣。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审美理论才产生出来。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艺术开拓期和理论开拓期，才有那么多问题值得研究，才有那么多对象可供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才不会再和对社会政治伦理的研究混在一起，也才能在具有相当宽度、广度、深度的背景下，产生《文心雕龙》这样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论专著诞生在这个时期，与其说是因为刘勰（约465—约532）这个天才人物的偶然出现，毋宁说正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二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探索最力、建树颇多的艺术开拓期和理论开拓期，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艺术与政治、经济发展的这种明显的不平衡，常使人怀疑这种繁荣的真正原因。为此，似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的行程。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之后，新兴的地主阶级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①！“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