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之后，新兴的地主阶级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①！“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②。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地主阶级是何等地充满自信！事实上，百代皆沿秦制度，秦虽二世而亡，它的事业却被汉政权继承下来。经过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变异，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它那定于一尊的正统地位和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道德规范、用人制度、美学原则，都随着版图的日益扩大和粮库的日益充实而确立起来。从哲学思想到道德观念，从学术研究到文艺创作，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几乎成了儒学的一统天下。继承着北中国的正统观念和写实态度，高扬着楚文化的神奇风采和浪漫精神，颂赞着汉帝国的文治武功和繁荣昌盛，以皇皇大赋为代表的汉代文艺，表现着一个上升阶级所必须的自信心、进取心和肯定精神，并与这个时代的文艺思潮——重功利讲实用的儒家伦理美学相一致。
文艺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历史总是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的。五百年过去了，由奴隶社会过渡而来的早期封建制，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各方面都暴露出自己的弊病，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学一家独尊的表面繁荣下隐藏和潜伏着极大的危机，烦琐迂腐的经术、妖妄荒诞的谶纬，以及铺陈排比、诡势瑰声的赋体，都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自由，成了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审美价值的僵死教条和模式。陈旧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已很难培养造就杰出的人才，“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到了东汉末年，刘氏王朝已风雨飘摇，积重难返。终于，在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汉帝国巍峨大厦一朝倾覆，五百年独尊局面分崩离析，群雄割据取代了一统天下，标新立异取代了因循守旧。在统治阶级不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文化中心对思想和文化作过多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②，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基础和思想前导，以外来文化、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第一章 时代骄子（5）
这股新思潮在文艺和审美领域的表现就是前述“文学的自觉”，它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那种狂诞不经、颇遭物议的人生观一样，都是对旧传统的背弃、对旧信仰的动摇、对旧价值的否定和对旧法规的冲决。不同于先秦两汉，这个时期把自己的光辉闪烁于美学史上的，是一批真正有着审美心灵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他们或高踞于社会之上（如曹氏父子），或超然于世事之外（如竹林七贤），却无不在陶醉于音乐、诗歌、绘画、书法等审美境界的同时，潜心于艺术自身规律的体察与琢磨之中。儒家艺术社会学的影子已日淡如水，文人们内心深处的美学原则是“为艺术而艺术”。“诗缘情”取代了“诗言志”，也就是个人私情的自我表现取代了社会性伦理道德情感的普遍传达。文艺不再是宫廷点缀、六经附庸，而是自我表现的手段、人生价值的标志。“劝善惩恶”的狭隘功利框架和“唯正之听”的僵死表现模式被打破了，而代之以真性情的自由抒写和对新形式的大胆探索。注重情感、讲究形式的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取代注重伦常纲纪、讲究实用价值的观念成为这个时代的美学主流。
对于这一新思潮，无疑应有高度的评价。它是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艺术本质的新认识，较之从政教伦理、典章礼仪的角度来看艺术，有更多的合理因素。然而任何思想的变革总是反映着社会的变革，而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和逻辑走着螺旋式的道路。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反思与否定，终于以否定之否定而走向以唐为始端的成熟期。随着庶族地主阶级通过新的途径取代士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儒学又重新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当然，它已扬弃了两汉经学中的迂腐气息和神学色彩，并受到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渗透。但是，它对我们民族意识的主宰作用，却是任何思想所不能替代和左右的了。自唐始到鸦片战争，其间虽有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却仍不能动摇儒学的这一地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离经叛道”，便成了中华民族少年时代唯一的一次“顽皮”。这种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作为结果，反映到文艺与审美领域，便是以杜（甫）诗、韩（愈）文、颜（真卿）字、吴（道子）画为代表的唐代艺术精英；而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预示，则是产生于南朝齐梁之际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巨子，似乎“超前”地预感到，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终究（不一定是直接）受到儒家学说的规范、制约、渗透，个人情感中有社会内容，艺术形式中有理性因素的艺术必然产生，新的审美理论和审美趣味必将取代魏晋风度成为新的美学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就既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又是后一个时代的先声。
三
《文心雕龙》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它尊儒宗经的鲜明态度上。关于这种态度，学术界所论颇多，似无庸赘述。问题在于，在玄学勃兴之后，佛学盛行之时，《文心雕龙》何以能反戈一击，挽狂澜于既倒？
前已说过，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颇为活跃的时代。不但繁琐的经术和荒诞的谶纬终于垮台，就连儒学本身也面临着“信仰危机”。魏晋玄学大兴，南朝佛学颇盛，二者都与儒学相悖。晋室东渡之后，玄风仍大盛于江左，元帝简省博士，置王（弼）氏《易》而不置郑（玄）氏《易》；刘宋元熹年间，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马郑之徒又遭打击，两汉时期的雄风，一直未能重振。至于刘勰所处的齐梁之际，则是南朝佛教的高峰时期。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僧众，亲送茶饭；梁武帝萧衍竟然公开舍身同泰寺，愿与众僧为奴。统治者既躬行于上，佞佛者便遍于国中。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中之数虽非实指，却也未必是夸饰之词。范慎作《神灭论》攻击佛教，“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最后还是受到政治迫害，佛学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刘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少时又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而且“博通经论”①，然则《文心雕龙》之作，却标举儒学，其中的奥妙，确实是大可深究的。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时代骄子（6）
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且似乎可以得出许多答案。比如，除了前述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外，还可以从儒学本身的生命力找到原因。儒学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基础之上的一种伦理哲学，反过来又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二者之间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历史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联系，从而产生出一种排它性功能和吸收性功能，所以外来文化终不能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而只能被兼容或者同化；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其他学说、思想与儒学的关系也是如此。只要看看印度的佛教如何演变为中国的禅宗，只要想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入则为儒臣，出则为老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寄情山水，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因此，如果说“焚书坑儒”的暴戾行为尚不能将儒学扼杀于独尊之前，那么，经历了五百年熏陶教化之后，任何外来文化或新兴异端，也就至多只能引起我们民族的一点好奇心罢了。对于一个宗教观念淡薄而伦理观念极浓、思辨兴趣颇低而务实精神颇强的民族来说，玄妙的清谈和狂热的崇拜都实在不合他们的胃口，所以儒学的重新抬头，乃是势在必然，刘勰不过顺应了这一潮流罢了。但是对于刘勰来说，他标举儒学，提倡征圣宗经，更为直接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文坛的现状。
当时文坛的风气，虽不可一概而论，但总的倾向，是如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之所言：“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在这里，“贵贱贤愚，唯务吟咏”，正是“文学的自觉”的结果，并无值得指责之处；但形式的极度雕琢对应着内容的极度贫乏，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却不能不说是齐梁文风的一大弊病。《文心雕龙》一书中，对这种文风多有批评：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定势》）
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唯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物色》）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
总之是“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风骨》）。《风骨》篇这段话前虽有一“若”字，但实际上是有所指而非空泛之议的。造成这种文风的原因，刘勰认为，乃在于违背了儒家正统思想的美学原则。关于这一点，他在《宗经》篇里说得十分明确。他说：
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在这里，刘勰所要批判的，已不止于齐梁文风，而且直指楚汉浪漫传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