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成教处长慎重地说，“不过在你正式入学前，你还得参加由我们统一组织的文化考核。各门功课达到合格分数后才允许你报名注册。”
“不是我，是我朋友要报名参加。”
“那也一样。”
“这我知道。”
成教处长伸出手说一声：“祝你好运。”
“谢谢。”
说完，我如释重负，赶紧离开成教处办公室。我感到一身轻松。小雪的事已经处理完毕，现在的时间，可以由我任意支配。或许我该去看看刘国全，自从参加完杨承任的葬礼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或许可以去敲一敲市文联的那扇小门，姚辉云主席不是一直要我有空过去聊聊吗？他的名片放在我床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我记得那张名片早在五月份我就把它撕碎、扔掉了，我不想再同文联之类的太监组织有任何瓜葛。这当然是因为除了我所发表的那些作品没有一篇被这些号称作家、且不知廉耻地垄断着中国主流文坛的话语权和主流文学阵地的家伙所认可外，更主要的当然是因为《火花》杂志总编辑沈默的缘故。我倒觉得他本人更像是一位文学家长。因为他总是在引导你，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想，怎么写，怎么演。其实，这些都是私人的事情．有谁甘愿被他引导呢？中国文学活不下去，除了与政治专制、文化僵化、道德沦丧和信仰缺乏的大氛围有关外，更多是由于有太多像他这样的人，正在肆无忌惮地毒化我们脚下这片已经盐碱化的土地，而真正义无反顾地抢救这片被苦难浸透的土地的人总是少而又少。不过今天我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文联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难道我这条野狗是要自投罗网不成？甘愿被他们驯化成家狗不算，还要去当走狗？我越想越感到不安。有三个小时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姚主席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他将在办公室恭候我的莅临。
市文联在一幢老式办公大楼的二楼。除了挂在一楼大门右边的作家协会白底黑字的招牌非常显眼外，大门的左右两侧还挂有美协、音协、足协、奶协、律协和妇联等形形色色的协会。这么多的协会，我真是被搞糊涂了。我以为至少作协不如改叫“文化保护促进会”更合适一些，它所有的工作全都放在保护艺术家的权益上，比如打击盗版，惩治不良文化公司，就像妇联那样，保护一直在弱势的文艺工作者，其实这才是协会应该做的正当的事情。我走到二楼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左边作家协会的路。长长的走廊，门挨着门互不干扰，拿着红头文件的女秘书，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作协办公室的门口开溜。
作家协会的叶辛正从走廊对面朝我走来。从穿着看，他是个踌躇满志的青年作家。黑蓝色的T恤衫，松松垮垮地套在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这人相貌英俊，身强体健，满脸骄傲自大。几年前，他曾写过两部描写上山下乡知青爱情的小说，反响颇大。叶辛走过来，向我点了一下头。
“你在找人？”他问我。
“是的。”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你女朋友高爱红是我大学同学。”我和颜悦色地回答。
“高爱红，”叶辛满脸嘲讽地说，“早就不是我女朋友了。你也许有所不知，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有两大心愿。一是和松下电器中国公司的一位日本总裁睡觉；二是把我打造成绅士。她是那种常常批判你穿着的女人。你猜到是哪种类型了吧？”
“不过，我也不喜欢你的T恤衫。”我接过话题说，“你写出一部鸿篇大作能赚几万块，不需要穿那种东西。”
“我的天，伙计！你也这么看？”叶辛激动地喊了起来，“你以为我是为了生存而写作？”
“我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应道。
“你错了！大错而特错！”叶辛语气凝重，我倒觉得他像是在背台词。“我不是为了生存而写作，我是为了写作而生存。这正如那些艺术家出去打工、赚钱是为了养活艺术，而不是利用艺术来养活自己的生活。这个概念和价值观和通常意义上的认知正好相反。你明白了吗？—自从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前文化人的那个伊甸园之后，人就从本质上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和物质双重异化了，人开始一天一天地失去了血肉本性。人本的善意被逐渐剥离开人的肉体，人的绝对自由性也随之消亡，人开始产生用恶的力量和手段你争我斗……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就是不断地批判异化，寻回人本，张扬人的精神，从而用艺术生命的形式拯救或重造生存生命的本来面目，再造人魂于人本之上。”
“抱歉，老兄，”我打断他，“这些好词儿，留到开文代会的时候再用吧。我得去见你们姚主席。”
“他的办公室就在走廊里面的第一间。”说完，他的脸立刻绷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我进去时，一位姑娘手里的四通打字机突然停了下来，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为她姣好的面容涂上一层淡淡的粉红。一袭淡绿色的长裙清爽宜人，腰部几个皱褶，恰到好处地衬出她窈窕的身姿。姑娘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带着赞赏的顾盼，她站起身示意我先坐下。她到姚主席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我坐在一条靠背木椅上，心情豁然开朗，心中重又燃起希望。接着，门被打开，我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木椅上吸起。我跟在绿裙子的姑娘屁股后面走过一个明亮的大厅，站在了姚辉云主席的写字台前面。
“你好啊，小伙子。”姚辉云慢悠悠地站起身和我握手。他身材瘦弱，背稍稍有点驼。冷峻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藏在黑边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看不出友善，不过也没有任何敌意。“我们又见面了。几年前，当你宁愿要当个起义者来对付这个被权力和物质所异化的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你起义的时机不当，而且对你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你正在马果亚纳海沟里游泳吧？”
我沉默地点点头，百口莫辩。我没有想到连我在大学里的那点破事他老人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错，我是说过“中国的文学要来一次彻底的起义”，那是因为我不想与守旧落伍为伍，而是图谋不轨地要去做一个窃火者。我曾经痴心妄想、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之所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肩负着人类的使命和动物的使命。我在爱情的马果亚纳海沟里游过泳吗？游过，并且变成了“落汤鸡”。说实在的，直到现在这件事都让我感到脸红，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因为这件事所引发的。
姚辉云藏在黑边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盯着我滴溜转，鼻息声声，随后一边机械地在案头一份摊开的文件上签字，一边说：“你所发表的那几部中篇小说我都看过，不可否定，你对艺术、对生命、对美有种天生的敏感、直觉的把握力，但那是一种绝望的夜的黑色。这样的颠覆、摧毁、告别，所体现的仅仅只是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他怎能体会到羞耻与困惑对我的压迫？我曾经尝试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可最终，却只有对贫穷的刻骨体验。这种赤贫状态将一个人驱赶得多么纯粹呀。每一个器官都因饥饿而空前地活着，没有心思生锈，不会变得滞钝，最大限度地切入这个世界。不然何以能连上帝的庇佑我也谢绝呢？
姚辉云笑了。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你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这让一个已经习惯于在‘伟大’的‘塑造’工程的熏染下长大的人是多么不适应啊！是一道迎面射过来的强光吗？完全不是。那是一根探入高空的避雷针，正以最危险的方式存在着。苏珊&；#8226；桑塔格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必须）以作家受苦的代价来衡量真理的标准。我们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你尽管没有当上烈士，却把自己像人质一样抵押出去了，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啊。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背后的红榉木门带来了穿淡绿色长裙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鸡翅木桌面上。我看不清楚淡绿色长裙的姑娘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姚主席的宽恕。
我不敢向姚辉云去提问。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指点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想，他们是不是把我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
“这是一份工作聘用合同。”姚辉云发话了。“需要签上你的全名。请你签上丁仆。”
我刚签完字，他就站起身穿过一扇门，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你们会以为，我在那一式两份的合同第三页末端签完自己的大名后，就要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敢向毛主席保证，共产党手段再高明，我也绝不会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当我回到会客室，在淡绿色长裙的姑娘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丁仆的任务不用早九晚五的上班和下班，也不用把睡眠不足的时间在开会上补回来，而我必须像我目前这样每天写6000字，哪怕是日记；或者是出门去游山玩水、泡妞；或者是给文学爱好者们吹吹牛聊聊天，有可能的话争取捞个什么弘扬主旋律的奖回来。作家协会负责每月支付给�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