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得到了如此的结局，真是公理何存，天道宁论！
我常想，如果吴晗不参加政治活动，继续做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明史的深厚造诣，加以他那聪敏过人的天赋，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作出的贡献，将不仅在我国史学界，即在世界史学界也将放出光辉的异彩。吴晗的惨死，对中国学术界的损失，真是难以估计啊！他被害时年仅60岁，这正是他学问上成熟的时期，正是他大有作为、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时期。他的不幸逝世，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不幸。回首前尘，缅怀老友，不禁涕泗交流，感慨系之矣。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明忆 老同学高申甫先生忆吴晗
重阳节后的一天夜晚，踏着蒙蒙细雨，我们在热情的李老师夫妇的陪同下来到一幢临街的楼房。登上四楼，叩响了走廊尽头处——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同学，76岁高龄的高申甫先生的家门……
走进了高先生简朴的住所。我们细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几十年的沧桑过去，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烙印。但是隽智的眼神，宏亮的话音，仍不失其当年的风采。
高先生谈锋很健，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并得知义乌将举行“吴晗故居”揭幕仪式等纪念吴晗的活动后非常高兴。
正邪自古如冰炭。他为吴晗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更感到高兴。
我们问道：“高先生与吴晗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略微想了一会儿说：“我与吴晗的相识是在1928年，那时我们一起报考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恰好我们坐在一起参加考试。吴晗原先在杭州之江大学念了一年大学预科，因为之大停办，他才来报考中国公学。他的成绩不错。”高先生款款说着……
通过这次相会，他俩成了好朋友。
同年夏天，他俩都跨进了地处上海吴淞口的中国公学。吴晗在历史系学习，高先生在文史系学习，因此有许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他们时常往来，亲密无间。
那时的中国公学宿舍，有新房子，也有旧房子。吴晗住在旧房子二楼，二楼四个人一间，面向大海，海风阵阵，风景很好。中国公学的食宿费很低，因此吴晗勉强可以支撑。“吴晗那时生活很简朴，穿一件蓝布衫，一双布鞋，每天除了读书抄写卡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善于与人交际。有时他自己翻译一些东西，写一些小文章，换得一些稿费……”随着高先生的叙述，我们仿佛看见了吴晗同志当年在校园苦读的情景。
吴晗后来回忆学生时代读书生活时曾经说过：“我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我是自己抄书没有人帮助，向别人千方百计地借书，有些书求了人家还是不肯借。有的书某些地方不懂，只好自己摸索。拿这个书同那个书互证……自己读目录书，学目录学，自己校勘，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方方言，自己试着标点，自己写卡片。”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为今后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先生一口气喝干了盛在保温杯里的开水。“吴晗在中国公学开始不被人注意，后来他努力学习，写历史论文，渐渐地在中国公学有了一点名气，并且得到了当时公学校长胡适先生的赏识。吴晗每次从外面回到寝室，总是抱一大堆书回来。晚上看书老是很迟……吴晗他个子很矮小，可他从来也不服输，同学们拿他这个人真是没办法……”
高先生接着说：“我与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我们的友谊是不浅的。两年之后，吴晗的一篇论文被大东书局采用，得了八十元稿费。这时，胡适已经不当中国公学的校长，吴晗对中国公学失望了，他就用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去了北平，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我因为离家近些就随其他同学一起留在复旦大学借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整整五十多年啊，一直到解放后，吴晗当时已是北京市副市长，我在金华农校教书。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吴晗曾向人打听过我的下落，他知道我在金华，可是他公务在身竟未能见面，引为终身憾事。”“1960年，吴晗的《海瑞罢官》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当时我也很为关注。1965年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横加诬陷时，我还为此与同事争论，赞成吴晗的观点，为老同学辩解。结果，可想而知，在‘*’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过去的年代，灾难的年代，我们在心中暗暗地说，高先生，不仅你，不仅吴晗，是一个国家，几代人的灾难啊。彻底地否定“*”，对你，对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是何等的重要啊！
天仍下着细雨，灯光下的夜色显得恬静。我们告别了高申甫老人走在小城纷攘的大街上。我们想起了吴晗写的几句诗：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一个战士、一个同乡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英魂永存。
（原载《枣林》1984年10月纪念吴晗同志专辑）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1）
30年代初的清华园，是《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校园中的古月堂，据住在这里的诗人吴雨僧（宓）教授说，就是大观园中的怡红院，虽然红学专家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校园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小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着蔚蓝的天空。园中还点缀着红砖砌成的大礼堂、体育馆和图书馆，以及几座宿舍和教学楼。教学大楼中教课的有几位当时中外闻名的大师。吴晗同志的治学，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他在校读书的几年中，勤奋攻读，打下后来做学问的基础。
吴晗同志当时名叫吴春晗，字辰伯。他个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几乎终年穿着一件布大褂。那时他刚年过二十，但已是一位饱读古籍的青年学者了。他是1931年暑假后转学来清华大学的。听说他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一年书，选读了胡适校长的中国文化史课，写了一篇《西汉经济状况》学年论文，初露头角，受到胡适的赏识。他后来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就“反戈一击”了。曾在中国公学教过书的王庸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闲谈中曾对我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几年书。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天分高而用力勤的，只有二人，后来都学有成就，其一就是吴晗同志。
1930年他因家贫辍学，北上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工作了一年。在燕大时，结识了燕大国学研究所的陈垣所长和研究员顾颉刚、容庚等，文学院的钱穆、张尔田、邓之诚等诸教授。次年他转学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教授中的著名学者，仅就文史方面而言，就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黄节、潘光旦、金岳霖、雷海宗、冯友兰、蒋廷黻等诸教授。他又时常进城，到他的老师胡适家中做客，又与在北大执教的一些学者相结识。他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很为前辈学者们所赏识。同学中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做“太史公”。
我和他相识，是由于我也是同一年转学来清华历史系的。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第二年（1932年）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所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几篇稿子，都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来了一张条子，约我去面谈。我们虽然已经同学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相见面谈。我们谈得很融洽。我最初觉得他是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来招呼我的，加之我不善于与陌生人交际谈话，所以初见面时有点不自然。但他是那么爽直和坦白，谈了一会儿就驱散了我的拘谨。
到了第二年即1933年的初春，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的职务，他要推荐我来担任。我拒绝了，说我不会组稿，不能干这种工作，还是由他继续干下去为是。他劝我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经过他几次的劝说，我才答应下来。那一学期的《清华周刊》（第39卷）中文史栏所刊登的稿子，有许多篇是他拉来的，尤其是第八期“文史专号”，更是如此。我的工作主要是审稿和退稿。半年的工作使我深感到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半年后，我也步吴晗同志的后尘，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2）
我们临毕业的前两个月，即1934年的4月下旬，吴晗同志约我到他房间去商量组织史学会事，这事他从前也曾向我提起过。这时他已约好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备已有眉目，约我加入。他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聚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
5月20日星期天，我们进城到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和别的发起人一起开个会。发起人一共十人：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和我（那天孙毓棠因事未来）。我们开了一天的会，通过了会章，把这团体叫做史学研究会。曾有人提名吴晗同志为主席，因为筹备工作中他最卖力气。他再三谦让，后来大家推汤象龙为主席。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但是从来不计较报酬、名义和地位。那天会上还决定每月聚会一次，并且继续征求会员。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诸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