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汪曾祺家另外有人，他人不明就里，把这个话头岔开了。
林斤澜向来尊重其他作家对他的评论，特别是汪曾祺的评论。汪曾祺说写坏了，那肯定是写坏了。林斤澜真的便重写起来。这一回的题目叫《中间》，写了猫，写了老头儿，还添了一个造反女将。三者的命运都折腾到半疯狂，在疯与不疯中间凑合活着。《中间》三千来字，比《紫藤小院》少了一半篇幅，却多了一个女将，多了“中间”——那说不清的状态。林斤澜感觉不错，但还是有些踌躇，因此放在抽屉里达两三年之久。到四川走了一趟，欠下人情，就把《中间》给了《四川文学》。
放在抽屉里达两三年，还由于另有原因。《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提倡写小小说，组织北京作者带头写稿。汪曾祺写了一篇，题名《虐猫》。《虐猫》八百字左右，写“文革”时候，四个孩子结伙玩猫，玩得刁钻古怪。比如“给猫尾巴上拴上一挂鞭炮，点上了。猫就没命地乱跑。”（这情节是从林斤澜《紫藤小院》里移来）。还比如“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还比如“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后来，四个孩子之一李小斌的父亲，作为“走资派”，从阳台上跳了下来。被车子拉走了。文章结尾：“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
《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发一百篇小小说，林斤澜帮着张罗。副刊要结集出版，又要林斤澜作序。序中林斤澜声言《虐猫》漂亮极了，“堪当卷首”。——而且林斤澜觉得自己的《中间》不如《虐猫》。他在《关于猫》中说：“我还想再写我的猫，也想这回写篇‘千字文’。但不想，也不能像他的猫那样。”
当然，林斤澜至今还没有写。
林斤澜的写作习惯和汪曾祺不同。汪曾祺腹稿打得很久很久，基本上是把什么都想好了才动笔。他的手稿看去非常舒服。而林斤澜有打草稿的习惯，天边地缝都有字，他支持我编的副刊《池上楼》，所见都有改动。散文放几天，小说放几月，甚至放几年。当然人人有例外，林斤澜说和汪曾祺在承德避暑山庄，就见汪几次撕稿子。
汪曾祺的写作习惯可能和摆平语言有关，林斤澜的写作习惯可能和摆平内容有关。
我反复读了《紫藤小院》、《中间》、《虐猫》。我觉得这三篇小说都不是他们的一流作品。于汪曾祺，《虐猫》不能与《陈小手》相比，更不能与《受戒》相比，结尾把猫放了并不好，我以为是大人的理性，非孩子的逻辑。《虐猫》是可有可无、有它比无它要好的作品。林斤澜的《紫藤小院》倒也不错，以喜剧笔调写悲剧，色彩斑斓，情致华美；《中间》构思别致，人物怪异，追求深刻。当然，斑斓也不如他自己的《溪鳗》，深刻也不如他自己的《黄瑶》和《哆嗦》……
林斤澜对汪曾祺的意见，一般都能听进。有一回，汪曾祺对林斤澜说：“你的小说，紧绷！”林斤澜就怀疑自己了。这实际上是汪曾祺结构观的问题。他自己的文章太随散了，太舒缓了。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写道：“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说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纤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满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纤巧，哈哈哈，纤巧，哈哈哈哈……’”
晚年，汪曾祺对林斤澜说：“你的语言，佻？！”林斤澜也是哈哈哈哈笑。佻？就是轻薄。这话就说重了，当然很不恰当。那为什么林斤澜还哈哈哈笑呢？我以为，除了雅量之外，他是真正佩服汪曾祺的语言的。在北京一个会上，林斤澜一反常态，公开说：“论语言，在男作家中，汪曾祺第一；女作家中，宗璞第一。”据说女作家中有人不同意，男作家人人服气。
林斤澜还有一句话，我听过不止一二回：“别的不讲，论语言，五十年来汪曾祺应当说是最好。”
汪曾祺写小说《徙》的开头，原来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他总觉得不满意，难以下写。后来他出去转，回来就改成一句：“很多歌消失了。”写下去就比较顺畅了。这件事也叫人想起“环滁皆山也”。
汪曾祺是把白话文写到顶点的一位作家。是把古典文学的气韵同口语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作家。他脱离了朱自清的贵族气和文绉绉，也没有老舍的文艺腔和翻译体，比赵树理更有文人的底蕴，更经得住咀嚼。
我家的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花朵。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
汪曾祺总是认认真真详详尽尽，非常精细。
林斤澜不同：
北京有口锅，供作家们舀饭吃。我守在锅边，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也干过，漏过，煳过，也挨过砸。舀饭的也多有不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转身就赶车上路——也许是锦绣前程，也许是歧路迷津，也许无非浪荡江湖。日长月久，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新近，这口锅添水添米，架笼架屉。热气腾腾里，新星如云，高手若霞，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
林斤澜的语言多概括，多跳跃，多喻体，信息量大。有一回，我对林斤澜说：“汪曾祺的语言当然无可挑剔，你的语言更有个性，你们也不好比。”林斤澜断然地说：
“他的语言功夫比我好！”
又说：
“语言这东西，好像一块板放下去，汪曾祺的板四角不翘，我的板总有一只角还翘。”
林斤澜说，汪曾祺语言炉火纯青，不佩服也是不行的。明明白白的几行汉字，可背后有气象氤氲，沧海月明，蓝田玉暖。
林斤澜说，汪曾祺对他所提的意见，没有听进一句话。和“小说就是回忆”一样，汪曾祺还有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林斤澜认为这句话有对的地方，但过了头，沾沾自喜或者口头说说，都是可以的，不要见诸文字。汪曾祺听不进。汪曾祺给自己定位上，还有一个坐标：“通俗的”和“抒情的”。他所谓“通俗”，并非下里巴人，是说有广大的读者。“抒情”是说艺术品位。后来把这个坐标“升华”了一下，叫“社会效果”和“美学感情”。林斤澜也认为不提为好。“你的社会效果相对弱，你叫读者敬佩你的艺术就得了。”可是汪曾祺不听。我读《汪曾祺全集》，从第三卷开始，多处看到“社会效果”，有的句子好像不是汪曾祺说的一样，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写作，还是得考虑社会效果，真不该是作者就是那样写写，读者就是那样读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首先是社会的得失……”
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黄油烙饼》，里面的“核”是干部一开会就吃饭那一段。林斤澜建议，把“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的“吃饭”改成“会餐”，可能好一些。这个词当时很流行，谁也明白。汪曾祺想了想，摇摇头，说不好，最后还是没改。
这，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事。
汪曾祺是非常自信，自视甚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林斤澜对他说：“阎肃有时文章写得不错。”汪曾祺没有说话，只见鼻头发声：“哼！”
邓友梅说：“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后，《文艺报》要发表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个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可是，他对林斤澜还有话：“友梅那个东西，是通俗小说！”
叶兆言说：“高晓声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分，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汪曾祺有这个“表示”吗？我以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我更想了解的是，在汪曾祺眼中，好友林斤澜到底是个什么位置。不会在《十年十癔》（１９９６）出版之后“表示”吧，也不会在《矮凳桥风情》（出书在１９８７年５月，其中《溪鳗》发表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号《人民文学》上）出版之后“表示”吧，倘若之前，这个表示的确是正确的。——在林斤澜，高晓声也是好友，互相位置孰高孰低他还真不计较，但读者应该是明白的。我认为，林斤澜是从《溪鳗》开始，才算找到自我，才建立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后来他当然在高晓声之上。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的一天，汪曾祺在温州的洞头对我说：“诺贝尔奖算什么？川端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