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斗争事迹，这些平凡的事迹，是让人感激的。她们曾经同样“参工”和战士们一起背木头、背石头，架桥时向木笼里填石头。她们俩都能背动一百多斤而并不觉得如何累。和男同志一样，穿着裤衩在水里干。中午，铺点草赤着小脚丫子睡午睡。天气热得石头发烧，她们的光脚丫也就踩在石头上。人家唱，也随着唱。心里要强得很，光怕战士说不能吃苦。现在她们俩都有妇女病，来了疼得很，但是她们心里并不觉得是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而是竭力忍受着尽力不告诉别人。个别哭哭喊喊的，还遭到大家的白眼。她们在这些锻炼中，都是说说笑笑的感到很愉快。现在她们是来检查文化学习的，为了战士们多识一个字而奔跑着，奔跑着，祖国优秀儿女们。我在将来的作品中表现她们，这是无疑的了。
刘昭琳是老火车司机的女儿。
她们有时想想妈，挺坦白，写信写上父母亲，而父亲只是形式。
一直谈了数小时，感到有些累，而她们似无倦意。教导员说，九连战士很希望我们去，我们义不容辞地在临走之前赶到那里。战士们敲着锣鼓。我给战士们讲了话。杨桦拉了小提琴，战士们给我们跳了工兵舞，给了一些生活的鲜明印象。特别其中有一个战士简直是“小炮弹”，脸圆，满面红光，脖子粗而短，腰粗，腿也短。很有些像喜剧中的角色，善于表情，他将要成为我一个角色的形象。如果我会画，真想把他画下来。
乘摩托车到另一个连去。第一次乘摩托车，搂住通讯员的腰，下午三时开始奔驰。沿途看见一些炸弹坑。于晚上到达了三登芳华里桥边。指导员、副连长率领几个排长欢迎我们。主人给我们腾出一所大屋。炭火、白桌布、四盒前门烟、一大盘苹果，真如招待嘉宾。干部动作拘束，不苟言笑。完全是我们朴素的战士在他的父母那里，接受的标准的中国式传统。吃饭时，他们只吃一小口。我一边吃一边思索着中国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好的传统，一方面要去掉过于拘谨的部分。
不知怎的，很累人，定好了次日计划，在热炕上睡去了。热炕炙人之至。同志们的热情，真使我感到像从去世祖母那里得到的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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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
按照计划，早晨到十几个班里，去看望战士，同战士们握手。看到战士们都在那里学文化，屋顶上做伪装用的松枝，都结着白色的冰花。架向山顶的电线，像一条白绒绳飞上天空。
看了他们的铁舟，回返。
又是四个菜，八个人也吃不完。同志们是多么老实。
饭后，干部座谈。大家都像文秀士，斯文得很。中国的礼节把我的小座谈会给封杀了，凭我怎样突围也突不出。一个个老实可爱的农民的面孔，彬彬有礼的姿态，把我压得喘不过来气。头疼。未谈出多少材料，对我有如苦刑。
我只得宣布会议结束，睡了一会儿。
晚上找功臣来，谈了数小时。因谈得活泼，情况大有改善。略有收获。会后签字甚久。
工兵啊工兵，你真有特殊的性格！你完全向我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淳朴老实。你虽然名为兵，但却一点也没有兵的不羁和火爆！同志们，唉，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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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五日
分部接我们的汽车并未按照预定时间到来，害得我们等了一天。早晨他们用酒菜来招待我们。我按照我的不知节制的性格，喝到欲醉的程度。给战士们签字占了两小时。战士们拿出了祖国人民慰问他们的最珍贵的本子。
下午出去和几个朝鲜小孩玩。又到了一家朝鲜老百姓的屋里坐了一会儿，因为彼此不懂话，小弟要求他的姐姐们唱歌。杨桦也唱了一支。他的姐姐，害臊不唱，阿妈妮又下了命令，才唱了。汽车到了，指导员和副连长率领着班以上干部来送。一直送到芳华里桥边才罢。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看着他们，这些可爱的战士，我很有些自豪感，这是我的战士呀，这是我的军队呀！
穿越过三登，在很高的铁路桥梁下穿过。这座高的桥梁，也少不了是我将来小说中的一笔。
车在陡坡上停下。山坡上有几间房子，一进去，里面又是一排排小房，电灯辉煌。见到了院长、政委。他们正忙着开会，说会议多得要命。我说了一句打趣的话：“现在有条件了，要在五次战役想开还没法开呢！”政委不知我是打趣，又说：“是呀，那时是散得简直没法开会。”我将来在小说中也要讽刺一下“开会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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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日早晨一道和干部们去吃饭。也许是基地医院讲卫生吧，吃菜是每人一盘。在临去吃饭的时候，医务院长，头戴大蒲公英般的狐皮帽，穿着红牛皮靴，身上很干净，而他边走还边慨叹地说：“像志愿军这样打扮的，恐怕在北京街上很难找。”可见这位医生出身的人，是如何的看重干净。
饭后，政委给我们找了一些材料，还派宣传干事李涛来领我们到重伤队。路上爬了一个并不算大的山，可是因为穿得很笨，走不动。在山顶上歇了很大一会儿。我仔细端详了一下朝鲜的冬景。我已经两度朝鲜的冬天，不知将来我能不能写得更真切。
下了山坡，碰见了顶着物件的朝鲜老妇人，冻得哈哈的。
你就看见散散落落的平顶房子，这是医院建设的病室。李涛领我们到了一个“朝鲜洞木”（朝语同志）——那些女孩子的住室。有五六个朝鲜女孩一般的高，好像是用米尺量过似的。听李涛讲，这些同志很好，建房时能顶二百斤重的大石头，真是骇人！据说她们的工作比从中国来的朝鲜族为好，而朝鲜族又胜过汉族的同志。我问这是什么缘故，李涛告诉我：“是仇恨。”这话是确切的。我相信，仇恨——对敌人的仇恨，使得她们这样。仇恨，是勇敢与忘我的核心。
到了智陵里。这里房舍还较完整。虽有炸弹声，但日光和煦，鸡犬和鸣，朝鲜人在安乐生活，有些后方气氛。
和教导员魏冠华谈了一会儿。晚上去看伤员。我走进了二队的一个苏醒室。一般臭味和药的气味。这洋灰洞有小电灯，床铺分在两边。伤员在上面躺着。有一个头部负伤的伤员，他在那里喊：“站在这里的是谁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呀？”队长故意迎合他说话：“不要嚷了，好同志，他们来看你来了！”他又嚷：“有我们班的人没有？我很想我们班的人呀！”杨桦同志说：“是他。”意思是指我们在楠亭里见过的那个伤势很重的伤员，要到祖国给我们买表。听声音真的是他。他大声喊医生，队长说：“你找医生做什么？”他说：“医生呀，你们用担架把我抬出去吧，我不在这里，我要到前方去！”队长说：“你在前方服从命令，你在这里听我的话吗？”他温柔地答应：“听。”可是呆了一会儿，他又喊：“指导员呀！你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保证给你完成！你们别看我这个样子，我打仗可有两下子！”别人又顺着他的口气说：“知道你打仗很好，你不是还立功了吗？”“立功不立功有什么，不是为祖国吗，你们说对不对？”一会儿，他又喊：“把我抬出去吧！把我抬出去吧。”可见他是多么痛苦啊。那面，又一个伤员接着说：“指导员在哪里，指导员！指导员，我要向你作一个深刻检讨！……我那天实在是疼昏了，我说了一些糊涂话。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说了一些没有立场的话，我还说，什么立场不立场！指导员，请你原谅我吧，我是疼昏了。指导员哪，找我们指导员来，我要作一个深刻的检讨！”他在电灯光下躺着，头不能动，头上打着绷带，他眼眶里满满的两眶滚动的泪水。我解劝他：“那是你疼昏了，以后改正就是了。”他还是照样反复着：“我难受好多天了，我不作检讨，我成了什么人啦！”我后来告诉他：“你对我作了检讨，也就等于给你们指导员作了检讨。你以后注意就是了。”他这才像小孩子一样，说：“这样我的心里才痛快了些。”他又喊护士来，一个朝鲜的小女孩子，给他擦了眼泪。我被这战士的伟大的心灵，这个四川战士感动得眼睛湿润了。又一个47军的伤员，记得也在楠亭里见过。他留着很长的黑发，指导员鼓励他说：“你看你样子不同了，你好多了。”他的瞳子散发着极为愉快的光芒，说：“天哪，天哪，医生把我救活了呀！”他简直像唱歌一样地说着。
我们又穿过了一些房间，护士们在开会，评选模范。朝鲜的女护士也竟然能说中国话了，虽然说得很蹩脚。她们都说到中国护士对她们学习上的帮助。
看完了，又到祖国手术队去看，见两个人正在看书。火炉边放着一点饭，一个女同志说，刚才她正要回来吃，热好了，她又走了。
看过二队，我们又转过一个山脚到三队。轻伤员在围着火打扑克。重伤室有几个严重的伤员，一个是炮弹炸断了前臂的，他在喊着疼呀、疼呀，显然因为他过度的痛楚，说我要吃饺子你们不给我吃！还责备一个同志态度不好。后来杨桦跑到他面前，他说：“你是医生吗？”杨桦说：“我们是从祖国来的。”这一说不打紧，那伤员（杨永富）哇地哭了！“祖国人民哪，你们来看我们啦！我没有困难呀！什么也没有！我对不起祖国呀，我打得不好呀，打下来，我没有守住呀！”这一下我们着慌了，忙安慰他，他还是哭：“有贡献，有贡献，我有什么贡献呢，不行，医生，我要走，我要走！”护理员问：“你要到哪里去？”“到前线守阵地去呗！祖国人民哪，你们对我太好了，我没打好呀！”护士用手绢给他擦泪，他也不让擦。一会儿他的枕头上湿了一大片。好容易过了感情的高峰：“同志，你过来，你坐下，我睡这么宽的地方干什么呢？”他把自己的身子挪了挪。护士给他擦了泪。他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