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的肌肤之亲对于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小时候，胡兰成是常被母亲抱一抱的。晚饭后，吴*洗完了饭碗菜盘，会抱着小儿看月亮，教他念儿歌；苏青虽然自小是被外婆姨婆抱大的，与常年不在身边的母亲的亲密度要略差一些，但也有过夜半被搂着她的母亲为心野的父亲而流下的伤心泪打醒的经历；而在张爱玲自绘的少小生活图画里，似乎从未出现她被母亲抱过的情景，我们所熟视的经典画面是，每天早上女佣把她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张爱玲与苏青在低幼年龄，都经历了生母的缺失阶段，但给两个小孩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张爱玲来说，“一力抬举”她的不仅给她带来好吃好穿的快乐、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欢乐的姨奶奶——老八（姨奶奶当过*，人称“老八”），替代了要跟女儿“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的母亲。这种外人亲热与生母冷淡的错位，把张爱玲单纯而稚嫩的脑筋搅糊涂了，所以当老八要张爱玲在她与母亲之间选一个“最喜欢”时，她就选了姨奶奶了。
填补苏青生母空缺的是她的外婆，自非老八之流可比。只是母亲的母亲的爱较之真正的母爱，总是更软糯。益处是小孩的天性易得以充分生长，坏处是常常被惯坏了。但其影响也仅止于此。对于小孩来说如奶水一般重要的爱，过犹不及，所以苏青的心理终究不失健康。
显然三人中张爱玲最缺母爱，所以也只有她小时候脾气最坏，抓得何干满脸血痕；苏青小时候不是脾气坏，而是调皮任性，是无边的爱造成的后果；胡兰成则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对他爱而不溺。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倒是三人中最适当的，以至于成年以后还感念受用不尽。他在《今生今世》里，屡次写到他为人处事，立身社会，或平安度过人生的关口，样样归功于母亲的教导。
吴*教育子女似乎最得法，自然也最有效。但细究起来，她的方法并无逾常之处，也就是一般日常里的骂骂讲讲，而且与“他爸”一样，不取被今人所极力推崇的“赏识教育”，对胡兰成“从来不夸奖”，甚而“无非叱骂”。成人后有了阅历的胡兰成回忆这一点，对母亲却不仅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十分感激，说正因为如此，“我长大了能不因毁誉扰乱心思”。这是吴*做母亲的成功。
母亲（2）
论小时所受的家庭教育，苏青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一无规矩，像山野的草木自由生长；张爱玲的是看似可以没有规矩，其实是不见阳光的阴苛；吴*教训儿子的话是：“小人要端正听话，要有规矩怕惧。”她给胡兰成立的规矩似乎最多，有无数个“不可”，以致给胡兰成造成的印象是“这也不可，那也不可”，如“不可手脚逆簇，不可问东问西，不可要这要那，见人家吃食，不可站在旁边伺望，小人不可败大人手脚，不可拣食吃，不可没有寸当……”
三位母亲中，鲍竹青的性格软弱一些，面对丈夫的不忠，只是夜里独自垂泪，从此更小心侍奉公婆、精心照顾子女，以期多博同情，反衬丈夫寡情无义或催他醒悔；黄逸梵强硬一些，与丈夫发生矛盾，能够出远门而久不归，敢于面对面“剧烈地争吵”，甚至请洋律师打离婚官司，成为中国“五四”以来第一代娜拉；但最厉害的要数吴*，她竟能与丈夫打架，并且能把对方打跑。想必在这过程中她所依恃的不仅是体力，一定还有毅力——因为得理，有理撑腰。
吴*的厉害还表现在“棒教”儿子上。胡兰成回忆道：“因我不成材，几次被父亲恼，更常被母亲用乌筱打。”有意思的是，父亲只会“恼”，而“打”的却是母亲。与传统家庭相反，俨然慈父严母。
其实吴*并不是概念中的“严母”，在更多的情况下，她是和颜悦色的，会善诱循循，教导谆谆。胡兰成小时吃腌菜只拣菜茎吃，而不肯吃菜叶，吴*就对他说菜叶是大旗，吃了会做官，这就哄得他菜叶也吃了。她也乐于让幼子当帮手学做家务和生产，看他做错了也笑着宽容。正是因为有慈爱作基石，她的严格才有威力，也才易令孩子知错而对父母无怨。
吴*与黄逸梵都重视子女的“行”。吴*教训儿子的一句话是：“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走路不可油头蚂拐。”胡兰成听进去了，因为那时他还年幼；黄逸梵教女儿“练习行路的姿势”时，则委实迟了一点，那时张爱玲已经16岁了，所以张爱玲“非常感到困难”是自然的。
吴*如此教儿，并非只是为教他行坐姿势，胡兰成就知道这是母亲在教他“做人的道理”。相比之下，黄逸梵的动机要简单一些，不过是要教女儿一个淑女必须具备的“可爱的人品与风韵”的仪态。
父母对女儿与儿子的未来角色期待固有不同，但吴*教育孩子，确能抓住根本。胡兰成在*里写道：“我到杭州读书，母亲为我理行装，每回总吩咐：‘出门要理睬世人，常时饥饿冷暖要自己晓得，不可忘记家里的苦楚。’”几句叮嘱，说了三个极重要的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保护自己，三是不忘本。仅此就可以说，农妇吴*不简单。
吴*还有一句至理“凡”言，说：“靠教是教不好的。”似乎与“教育可以改变一切”相悖。她的意思实际是： 自己不要好，再教也没用。表达的思想包涵内因外因的辩证法。
这些方面，多可见吴*的理性。黄逸梵的理性其实更强。张爱玲从父亲的樊笼里逃到她那里不久，儿子也来了，说他也想跟母亲过。他带了一双球鞋，用报纸包着，总是做好了当日就不回家的打算。黄逸梵说她的经济能力只够抚养一人。张子静哭了，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可是黄逸梵没哭。可怜的张子静只得回去了，仍旧带着他的球鞋。如果换了鲍竹青，自己再苦，也会收留儿子的。
外国哪位哲人说过： 女人在恋爱中智商最低。对于中国母亲来说，在母子关系中的智商之低绝不亚于恋爱中。而显然黄逸梵是个难得的“清醒”的母亲。中国母爱的“伟大”，是“牺牲”的同义词，又向来是只算感情账不算经济账；而黄逸梵则能够算计——如同张爱玲从父亲那里逃跑，在随时会被捉回去的危险中仍能够与车夫讨价还价一样——当张爱玲逃到母亲这边来，补习功课预备投考伦敦大学时，黄逸梵就“一直在怀疑”为女儿的牺牲是否值得，并且还被敏感的女儿觉察到了，给张爱玲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可能不影响她与母亲本已相当淡薄的感情：“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张爱玲还说“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黄逸梵为女儿牺牲了多少，而在于她是否愿意为女儿做出牺牲。
张爱玲的小说《年轻的时候》里潘汝良的母亲，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的人，黄逸梵与之正好相反。
鲍竹青与丈夫感情产生危机时采取了委屈忍让，原因之一是舍不得孩子。苏青在抗战中未赴大后方，建国初期未去海外，原因之一也是舍不得孩子。张爱玲的不喜欢小孩，几乎是不可能不受母亲的影响。她与赖雅怀孕而引产，论者多指责赖雅，其实放弃胎儿是否是张爱玲完全顺由男方之意的结果？张爱玲自己是否真的想保留？她是否真的做好了为人母的心理准备？委实是个大问题。
张爱玲成人后的行为怪异，每逾常情，人们多将此归结于一个天才作家的特立独行而视为正常，这样的观点掩盖了张爱玲因早年母爱不足、或在不正常的母爱下心理受到伤害而扭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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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1）
苏青得到的爱最多，所以阳光无忌——张爱玲受到的伤害最多，所以拘谨内向——胡兰成既不受宠也不被嫌，所以健康正常
就性格来说，张爱玲是个内向的人，用苏青的话来形容，“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苏青则是心直口快，甚至于口无遮拦。她俩性格上的差异固然出于天性，但也与童年的家庭生活环境与状况有很大关系。
张爱玲说苏青“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说得很对。这“底子”就是家庭环境，就是人生的初始。婴幼儿时期的苏青被寄养在外婆家里，外婆家在距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山乡。当时外公已经去世，过继的舅舅在城里学徒，除了她与外婆外，只有一个姨婆、一个老妈子、奶妈共五个人，五个女人，当然“简单”。外婆很疼爱外孙女；在苏青断奶后，外婆常叫姨婆抱着她到处串门，在邻居的四婆婆、三舅母、长长太太等人中间，被她们宠爱逗乐，吃她们给的雪团印糕，与她们一起在冬日的暖阳下，毫无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也学会了粗口。在这样的环境下，苏青受到的虽然不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教育，却也恰因此使天性有了充分自由的生长空间，稚嫩的心灵几乎未受任何限制。
后来，虽然娶进门后的舅妈因心狭好妒而生事，制造出家庭矛盾来，但那矛盾也是简单的冲突，所以也轻易被“粗暴”地解决了。那是在苏青6岁那年，外婆给过继的舅舅娶了一房媳妇。苏青的这位舅妈有意搬弄是非，悄悄教给苏青一些骂姨婆和外婆的脏话，尚不懂事的苏青便在开心的时候说了出来。外婆查明是舅妈指使之后，就去责骂舅妈，而舅妈也与外婆对骂，外婆一气之下，将舅公们请了来，商议结果，要逼着舅舅将舅妈休了。舅妈这才吓得魂飞魄散，叫了娘家人来求情，平息了风波。在整个事件当中，外婆始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