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样考察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类生活的真理。
五，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原始社会有可能出现的儿子联合杀父食父的历史现象。
动物性的联合杀父食父，没有任何意义，根本也不可能产生像外婚制这样新的社会结构。
而对于人类，如果产生儿子联合杀父食父的情况，或者是联合起来打败父亲、剥夺父亲权力的情况，它必定是以一种人类扩大其社会性存在的机制表现出来才可以。
倘若这种联合杀父的情况造成人群的崩溃瓦解，人类就不会有其后的发展。如果它要成为扩大人类联合规模的一种机制，就需要各种条件。
在杀父之后，兄弟们之间必然是新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除了导致群体的分崩离析，再没有别的后果。而分崩离析的人群大概在若干年之后，又会重演儿子杀父的情景。
这样，人类社会除了解体，别无出路，除了回归动物原始状态，别无出路。
因此，如果联合杀父的行为存在，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它只能表现进步。这种进步要求所有的兄弟都要在性方面抑制自己的嫉妒。
当然，这种抑制也可能是很困难的。因此，有可能导致所有的男性都放弃对本群体女性的权力，走向外婚制。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外婚制的产生是需要条件的。
这涉及到我们与弗洛伊德的根本区别。
倘若所有父权制的群体周边都缺乏其他的父权制群体，如果这些父权制的群体之间原本就没有任何交往和联系，任何思维上的纯逻辑推理并不可能导致外婚制的产生。
这个看来简单的交换妇女的行为逻辑注定不是在思维之中，而是要在社会之中首先产生其基础才可以。
我们发现，只有具备如下条件，联合杀父的行为才可能导致外婚制的产生，只有外婚制的产生，才使得任何一个群体不被灭绝：
第一，有相当多的父权制群体在一个空间内同时存在；
第二，这些群体之间因为生产实践，已经有了交换劳动所得的交流与交往；
第三，联合杀父行为在一个历史阶段中成为传染病，在所有这些父权制群体中先后相继发生，所有的群体都完成了对父权制的埋葬；
第四，在结束了父权制的群体内，所有的兄弟们都放弃群内对妇女的权利，而走上了与其他群体交换妇女的道路，这也导致了外婚制的诞生。
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描述，才使得弗洛伊德所说的儿子联合杀父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页。
如果父权制的群体与外界是孤立的，它就无从外婚制；没有了外婚制，所有的男性又放弃了对妇女的权利，除了灭绝群体，再无其他意义；而没有外婚制，是否能够有效地在抑制群体男性的嫉妒中求得群体的维持和发展，也缺乏更有力的条件。
如果父权制的群体毗邻皆是，但相互之间从没有任何交流现象，而是完全处于敌对状态，那么，任何联合弑父的行为都不可能成为走向外婚制的前提。
交换妇女和交换物品是一个逻辑，而人类注定是先有交换物品的事实发生，才有可能形成交换妇女的思维逻辑以及随后的行为。
此外，只有父权制群体较为众多，较为临近，相互之间又有物品交换的背景，联合弑父才可能传染开。只有在传染开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交换妇女的外婚制。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存在，每日都受到残酷的生存环境的要求，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在那儿进行性斗争，而是每日都要在集体的猎食过程中，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与凶禽猛兽的斗争中求得生存。
因此，对群的结构的保持，是性冲动受到强烈制约的大背景。
六，正是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外部的交换与内部的禁婚互为前提与结果。
外部的交换，由物品的交换提供了妇女交换的可能性。内部的禁婚，解除了男性对群内妇女的权利，才使得妇女有可能成为交换物品。
没有外部交换的可能性，任何群内都不可能禁婚，不可能使男性放弃对妇女的权利。而任何群（不只一个群）内部不禁婚，男性不放弃对妇女的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对外的婚姻交换。
从时间上讲，外部交换是内部禁婚的前提。
七，按照我们的分析可以做出的假定是，图腾象征最初已是父权制存在的象征，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讲的，是联合杀父行为以后才有的象征。
我们还认为，很可能图腾象征在当时既是父亲个人的象征，也是群的象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也不一致，他认为个人图腾在氏族图腾之后产生。）
在父权制群体中，一个图腾既象征着父亲，同时也象征着整个群体，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就好像中国后来出现的龙的图腾，既是皇帝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当我们把图腾认定是父亲及整个群体的象征时，就会发现，把猛兽当做图腾或者把赖以食用的食物（动物和植物）当做图腾以及把日月、风雨、星辰当做图腾，便都得到了顺理成章的解释。
在杀父之后，把父亲归为某一种猛兽似乎还可能，归为某一种食用的食物就显得比较牵强，归为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就更为牵强。
应该说，父亲及整个群体需要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是与其他群体交换的需要，是在交换世界中自我标志的需要。
在杀父之后，父亲不存在了，象征的标志还存在着。
由于象征标志本身在随后与外群的交换中──无论是物的交换还是性的交换──所需要，而且，对于加强整个群的联结纽带，这种父亲的取代物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它也便一代一代成为祖先的象征。
当后人进行图腾崇拜的时候，就有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容。因为杀父产生罪恶感，要平息这个罪恶感；因为又记忆起父亲权威、高大、有力的形象；因为需要这个形象维系全体；因为人类在软弱时需要依赖一个更有力的事物，那很有可能是父亲；因为需要加强整个群的血缘认同；因为在杀父行为之后含有的恐惧感，需要求得父亲的饶恕；因为相信生命的遗传，希望继续得到父亲的力量，等等，所以有了图腾禁忌及图腾崇拜。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俄狄普斯情结造成的需要，还有整个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
这种需要不仅包含在以上这些排比句中，而且还包括诸如与其他群体交换物品、交换妇女的需要，需要一个群体的标志，需要一个对群体力量的仰仗和崇拜。
八，按照如上所做的分析，儿子联合起来杀父食父、结束父权制可以视为人类原始社会的革命之一。
这个革命得以发生，得以完成，得以推动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本身就要求一定的生产水平，要求一定的交换水平，要求一定的父权制群体之间的联系，要求各个父权制群体中人们生产、活动、协调、思维、与外界交流的能力。
没有这些条件，联合杀父除了导致人类灭亡，再无其他出路。
九，在这一历史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图腾在人类原始社会既是社会组织，又是宗教。
前者表明与群体的生产活动的明显需要相联系；后者表明与俄狄普斯情结及行为引起的罪恶感之潜在的心理相联系。
前者属于白天做事的范畴；后者属于夜晚做梦的范畴。
图腾在原始社会显示了社会结构与宗教存在的一体性，这也是后来人类社会中某些宗教与社会一体性的早期萌芽。
十，这个历史性革命毫无疑问地表明，性关系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关系之一。
在原始社会中，性是特别重要的关系。
抑制嫉妒的进步也要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新的性结构、新的婚姻结构在原始社会也要适应生产力的需要。
因此，如果历史上确实存在从父权制到外婚制氏族的转变，那么，这依然是一场重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性关系的变化、婚姻关系的变化、婚姻制度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
它是在生产达到一定水准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同时它也便适应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十一，宗教从其伴随图腾而诞生开始，就表现出它是人类社会结构变化、“阶级斗争”运动的副产物。
它是白日做事之后的夜晚梦境。它解决人们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中伴随发生的心理矛盾与心理冲突。
当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通过直接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的显行为予以解决时，宗教以梦思维的方式象征解决这些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宗教是人类实践的一个特殊领域并不为过。
继续引伸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
一，父权制向外婚制氏族的过渡也不一定通过杀父食父的惨烈过程而实现，它可以通过实质性一样的过程来实现。
正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所发现的事例一样，五岁的男孩可以把对父亲的恐惧转化为对马的恐惧，或者说，他对马的恐惧中隐藏了对父亲的恐惧。
那么，原始人对凶猛动物的畏惧心理，原始人对自己食物来源的依赖心理，也因此产生敬畏心理，原始人对自己必须依赖的整个群体的敬畏心理──这一切依赖和敬畏都可能成为原始人心中的一种象征。
由于交换的需要，由于维护整体的需要，由于对群体依赖心理的需要，由于平衡恐惧的需要，图腾符号的产生完全可能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符号一旦产生，就可能如小孩观念中马的形象一样，将父亲的形象隐含在其中。
任何图腾形象的产生也许开始并非直接始于父亲，然而，就因为这是人所敬畏的形象，父亲的形象含在其中是必然的。
就好像我们敬畏天空，敬畏高山，稍一审视，就有父亲的形象影影绰绰隐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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