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坑害吧？他憨厚地一咧嘴，没有回答。其实用不着回答，他的忠告条条都有许多活生生的事例。关于韩国人借钱不还的事我已经听过3起，其中最大的数目是1000万。韩国人自己就互不信任。他们一般不借给别人钱。我刚到韩国，没有换钱。他们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当着别人的面，非常夸张地慷慨借给我3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00多元。而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的普通老师随手就借给我20万。隔了一天，那位教授问我：“我借给你的3万元钱，够用吧？”我是一个心软的人，如果这时掏出来扔给他，害怕太伤他的面子，于是就说：“够用，真是太谢谢您了。”有时想想，我也真他娘的够虚伪了。我要不是北大老师，可能当时就掏出6万给他，告诉他另外3万是送给他买圣经的。而我们一起去光州开会，系里多收了我的车费，助教说要还给我，但又总说忘了，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还。在租房子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韩国的房主基本上不退还押金，而是要新房客把押金给旧房客。如果找不到新房客，那么旧房客可能就拿不回那笔巨额押金了。
34．关于韩国人的许诺，我在中国时就切身体会到是决不可信的。最常见的是不遵守时间，连我最要好的韩国朋友也经常约好不到。有一次一个韩国朋友让我复印许多文章给他和他带来的其他韩国朋友，我冒着大雨抱着东西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来，好几天也没有解释。我忍不住只好主动打了电话，回答是那天别的朋友建议去一个饭庄吃饭，所以很对不起了。韩国人倒是经常说“对不起”，但说的时候毫无诚意，完全是例行公事，仿佛说了这几个字，就是杀人放火都可以赦免了。
35．一位中国老师告诉我，他刚来韩国时，要去买个茶杯。旁边的韩国同事说，商店那么远，别去了，我家里有的是，明天我给你一个。人家说得这么明确，哪能让人家栽面儿呢？于是他就没买。可这位中国老师等了几天也没见茶杯的影儿，只好又提去买茶杯。韩国同事还是那几句话，中国人觉得如果硬去买了，那是不给人面子，所以又耐心等着。如此反复数次，中国人终于忍无可忍了，再也不提这事，悄悄地去买了几个茶杯。而韩国人也从不说起这事。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辨，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一些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一些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日记片段
2000年2月18日星期五农历庚辰年正月十四
今天早上梦见一只白额吊睛大虫。6：50华打来电话叫我起床。7：30出发，8：40到达韩国领事馆。排在第一号。但韩国人很不守时，9点10分多才开始工作，而且态度马虎而冷漠，不敢说比中国人更差，起码不比中国人更好。倒是守门的中国武警彬彬有礼，令人愉快。门前排队的多是年轻女子，都是办理与韩国人结婚的。但这些女子不但没有一个漂亮的，而且一个个精神萎靡，气质琐陋，好像一群下岗的妓女。其中不少染了橘黄色的头发，精心的化妆下面掩盖不住皮肤的粗糙。不知跟她们结婚的是些什么韩国傻冒。排队的男性多是东北人，其中几个是去做生意的。我办完手续出来，看到周围的使馆一片死气沉沉，一座座二层小楼被围墙紧紧裹住，门窗紧闭，除了门前站着的武警，一个活人也看不见。假如我的农村亲戚来到这里，一定会问我：“东啊，这疙瘩就是你们北京的那个秦城监狱吧？”西边不远处是法国学校，从91年到96年，我在这里看了不少好电影，还有一次崔健演唱会。想起在中学当老师的那几年，真是好一段修身养性的桃花源岁月。
10：40回到家中。给黄卉和王丽丽打电话，记下了她们在韩国的电话。中午热了米饭和酸菜粉，倒上鸡汤，胡乱吃了一大盆。华来电话，说下午和明天都不上班。我小睡一会也没睡好，孟繁华电话催稿，文化月刊的李开南约稿，电视台约做节目。想起毛嘉约的文章还没写，起来写了一篇《国民党是台湾祸根》。但今天的E－mail总是发不出去。傍晚华电话说阿蛮还睡着没起，她决定明天再带着阿蛮回来。我到冰箱里翻了翻，在暖气上热了三个馒头和一袋奶，扒了好大一棵葱，切了半个萝卜头，一碗蒜蓉辣酱，半块腐乳，十来片火腿肠，加上一些泡菜和腌黄瓜，吃了个无比快活也么哥。北大一位老师电话，为上海的中学生报约稿。临走之前事情太多，睡梦里也不得安闲，怪不得我经常唱“为黎民哪，无一日心不愁烦。”看来，只好快快跑到韩国去避难了。到韩国以后，啥鸟会也不开了，啥鸟人也不见了，啥鸟文章也不写了，啥鸟节目也不做了，吃他娘，睡他娘，天塌下来管他娘。阿Q想着想着，便呼呼睡去了。我也要早些睡，明天一早，还要去北京站接俺娘哩。
22：20：53
2000年2月19日星期六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五
今天是21世纪的第一个元宵节，天刚一黑，外面就鞭炮声连天。我住在禁放区的最边缘，北京市区的最北端，这似乎是颇有象征意义的。
早上7：30，华打电话叫我起床。8：00出发去接母亲，回来时11点多，华和阿蛮也已经回来了。母亲带了元宵大米烧鸡和豆制品等许多吃的，午饭后华给民大送去一部分。午睡起来打电话询问机票事宜，把昨天的E－mail发出去。晚饭时问了母亲一些哈尔滨的事情，那边的亲戚多数景况不大好，总之是干社会主义的受穷，干资本主义的受益。林卓捎来三本鲁迅的书和一封信，说很想念我。我对广大的无产阶级空有一腔同情，却帮不上他们实际的忙，这使我很惭愧。我现在觉得，光有易卜生说的“救出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满足于“救出自己”而不关心民众和社会，那是十分可耻的。我理解鲁迅和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虚伪腐败的大学校园了。我现在身在大学校园，但是不能忘了为无产阶级说话，不能忘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终生。布鲁诺说：“未来的世纪会理解我。”我要有这样的信念，把一切误解和嘲笑像蛛丝一样轻轻拂去。
今晚22点多，将有英国BBC电台的电话采访。我要利用这个帝国主义的媒体，发出我共产党员的声音。正像杨子荣唱的：“披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
20：57：00
2000年2月21日星期一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七
早上被电话叫醒，是一个崇拜者叫胡源，贵州师大的女生。98年底我们黑马南下到贵阳时，她一直陪着我们，还非要请我们吃早饭。是个很朴实、很漂亮，很有个性的姑娘。我还拆过她的名字，叫她“古月水原”。她说她的同学很嫉妒，说她们班的两个才女非常非常喜欢我。她现在广州打工，说是从余杰那里问到了我的电话。我说马上要去韩国，不能去广州见她。我问了她的地址，准备给她寄一本《空山疯语》。这样的读者是应该好好尊重的，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心里没有读者，那就是骗子。许多这样的好读者，温暖了我的心，使我增添了与黑暗战斗的勇气，正像杨子荣唱的：“为人民战恶魔，我志壮力强。”
然后询问机票的事，27日的没有座位了，便在伦德公司订了28日的，1600元。然后给教育部考试中心打电话，说不能参加3月份的高考命题会了。然后就写日记。
昨天程光炜电话催稿，说就剩下我这本了。于是加紧编书稿，一直弄到夜里，把两本书的篇目大体确定下来，今天还要再调整调整。李杨电话说有东西请我带到韩国，过几天送来。昨晚吃了母亲带来的粘豆包。华去取了点美元给我带到韩国用。今天下午要去北大一趟。烦恼人生，充满乐趣。
10：18：22
2000年2月22日星期二农历庚辰年正月十八
早上起来给伦德公司打电话，定于下午去取机票。做了香功，觉得神清气爽。上海张小红电话，通知3月1日开左联纪念会，但是我去不了啦。
昨天下午去系里取邮件，咨询电脑电池的事。在中关村买了一双皮鞋，一个镜子，一对乒乓球拍，8个5号电池。晚上回来喝酒吃饺子，教阿蛮打乒乓球。给周兵打电话问稿费事，他们还没有把稿费寄给我。毛嘉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