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前，各电影厂每年按照生产影片的数量核定流动资金数量，花多少国家给多少，生产出来的影片统一由全国唯一的中影公司收购，确保每部影片的法定利润后，其余利润上缴国家。这种计划经济的方式在“文革”后被延续实行下来，在拍摄多少、拍摄什么影片都由国家计划规定、拍摄资金都由国家下拨的情况下，制片厂松口气，产量增加，利润上升，而发行放映业也享受政策优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之间似乎形成新的平衡。
当时出产“类型片”比较多样的上影厂自有心得，老厂长徐桑楚曾回忆道：“每年厂里有一个题材、样式的比例问题。我们把题材分成大、中、小三类，大题材作为重点片，每年比例大约四分之一。小题材是普通娱乐片，我们当时叫节目片。另外特别要考虑的是每年题材的丰、平、欠问题，比如：今年没有儿童片，明年就应该考虑补欠的问题；今年喜剧比较多，明年就应该多考虑惊险、科幻、音乐片，这样可以保持题材、样式的平衡。”
困难：电影生存环境发生剧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环境陆续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录像业开始起步，电视媒介中大量中外电视剧明显地开始分流电影观众，从1984年…1985年仅仅一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
相应的电影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1984年，电影业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缴税。1985年起，国家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票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一贯制（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元—0。3元人民币）之后，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初步松动。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1986年之后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电影发行企业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和统购统销体制紧密联系的“类型片”明显出现了萎缩的趋势，而同时，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也给了“类型片”重大的打击。
终结者：第五代反类型革命
1984年开始《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片的相继出现，宣告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第五代”的诞生。陈山表示，“实际上‘第五代’刚出来是反电影和反类型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反对的对象，欧洲前卫的艺术观念注入到电影学院为主的‘学院派’导演当中，他们强调回到影像，关注自我意识，是‘影像本体论’、‘作者电影论’，而不是‘观众本体论’了，总迹象就是电影与观众的脱节，电影走到前面去了。但是这种‘高峰体验’并没有运用到常规电影或者说类型电影的实践中去，让总体水平提高。”
“第五代”的崛起迅速吸引了电影从业者的注意，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类型片”变成了“过时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这种状况从后来编写的中国电影史中就可见一斑。比如在钟大丰、舒晓鸣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并没有系统地介绍80年代初的“类型片”，一些创造票房奇迹的电影，比如《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没有提及，然而用了12页的篇幅专门论述“第五代”的电影新潮。
反思：“草根精神”不应抛弃
值得指出的是，“第五代”电影吸引的更多的是电影人，而非电影观众。“第五代”变革造就了电影美学的高峰却逐渐远离了观众和市场，但越来越多探索性质的“零拷贝”影片的出现，却抛弃了观众，观众无缘相见的影片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客，这种怪现状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了。
回想起来，八零初“类型片”延续“十七年电影”叙事上的天衣无缝，使得这些常规性的影片更容易为观众所接纳，这是当代中国电影所缺少的，而更加缺少的是一种为观众着想的“草根精神”。1981年一部“农村片”《喜盈门》不无意外地创造了新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而演职人员们“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的“草根精神”也的确同观众的心贴得紧密，造就了观众对于影片的高度认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展望：如今的“类型片”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类型片”已同80年代初“题材类型片”有根本性的不同，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气质。陈山认为，“有四个不同之处比较明显，首先，80年代初的‘类型片’基本上是走向改革，而如今的‘类型片’的目的是走向市场；那时的‘类型片’的导师是‘十七年电影’，现在的导师是好莱坞电影以及香港电影；另外，那时的‘类型片’划分不清晰，严格说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型片，比如：农村片、生活片；现在的‘类型片’是国际化统一的称呼，比如：恐怖片、动作片等全球化意义上的；还有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以前的‘类型片’没有明星制与其相辅相成，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如今的‘类型片’是在开放市场化的竞争中，并且强调了明星的作用。”
如今，中国电影人面对空前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回望一下八零初创造过辉煌的“类型片”，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1981年，《红象》剧组在云南进行拍摄
“78班”之首部长片
《红象》：第五代的第一声吼叫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华语影坛，香港电影正在持续徐克、许鞍华掀起的“新浪潮”热度；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浮出水面，他们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已逐步兴起；而在内地，多年的封锁禁忌终于打开，无论是偏于学院气息的“第四代”，还是以观众为目标的各种“类型片”，造就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与此同时，新的力量在慢慢形成，他们是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过三四年的研习苦读，这些也许并不年轻的年轻人，羽翼已经渐渐丰满，但他们当时统一的称谓还只是“78班”，而非日后的大名——“第五代”。
至于“第五代”最初的声音，在公认的观念下，早已默许给了《一个和八个》或者《黄土地》。但在我们的寻觅中，却发现了一个特例，或者说另一种开端，那就是1982年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红象》。
田壮壮：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
难得的一次练兵
《红象》这个片子应该算是儿童电影制片厂启动的第一部片子，我妈妈于蓝那时是儿影第一任厂长。有一天，我妈妈让我们几个人去找她一趟，想准备给孩子们拍一个片子，一个是因为儿影厂一周年厂庆，另一个也是为了1982年的六一儿童节。
给我们的剧本是王端阳的《红象》，说的是云南西双版纳森林里几个孩子寻找神象的故事。我、张建亚、谢小晶几个还回家拿着剧本讨论过一次，这个片子情节比较简单，而且投资也比较低，但确实是难得的一次艰苦条件下“练兵”的机会。我妈妈说，这样的差事恐怕别人不愿去，你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哥儿们，说不定还能闯一闯。想起来那时候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但凡成熟一点的导演都知道，第一次拍东西，又是小孩又是动物，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是很难把握的，甚至不可思议。
500元杀向云南
记得大概是1981年八九月份的样子，我、建亚、曾念平几个人先去云南探了探路，拿了儿影厂给的500元钱，到那边看外景、改剧本。那时候去云南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方便，我们几个坐火车咣里咣当地好几天，下了火车每个人的脚都是肿的，虽说那时中国物价低，但500元钱也是不够花的。坐了一段汽车，一进了山区，我们几个就借自行车，每天跑四五十里地，多的时候能跑七八十里。翻山的时候，车不能骑了，就得扛着自行车爬山。我们当时住在当地的小客栈里，满屋都是跳蚤、虱子，被子黑得油亮亮的，我们几个人脱得光光的，把衣服吊在房梁上，这样跳蚤就爬不到衣服里去了。
大象是很关键的问题，那时最主要的任务也是要找到大象。国内没有，一个涉外的人员帮我们到缅甸去找。秋天以后，我们带了两台摄影机、几盏手灯就挥师云南。当时还挺难进去的，需要边防证，我们从西双版纳转道盈江。
我一直想回去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云南，我是干起活来不分心的一个人。后来一直想去云南是与拍戏无关的其他东西吸引了我。这些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信仰、文字、传教士还有那里的铁路，好长一段时间我断断续续地听到很多人讲了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我也是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想，心里惦着想要回去。毕业后我也一直在拍戏，一部接一部几乎没有停下过，感觉似乎是每年都在拍，所以回云南成为“天方夜谭”了。倒真正是90年代那十年不拍戏的日子里，我又回去了，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们都很帮我，那段时间似乎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想起来《红象》里的三个孩子，那会儿十一二岁，现在都快奔四十岁了。他们现在有在法院的，有在检察院的，还有当工人的，这都是后来我听说的，再也没有碰到。自从1982年那次审查后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机会看《红象》，只记得有佛龛，有三个孩子，有很多动物，还有一头全身涂满红泥的大象，在当地流传“红象会飞”的传说。
说到《红象》，应该从《我们的角落》说起。1980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是要拍个电视短片，导演系的田壮壮、谢小晶和崔小芹三个人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大家都兴奋得不行，更因为我们找到一篇非常动人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是史铁生写的，讲的是三个下肢残疾的小伙子与一个姑娘的故事。
这个片子从1981年秋天拍到了冬天，后来送到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