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片子从1981年秋天拍到了冬天，后来送到中央电视台，大家都盼着播出，后来听说上面传下来的意见是影片调子比较低沉，让人感觉不那么昂扬光明。后来就放下了，没有机会播出。
拍完《我们的角落》后马上接着的就是《红象》。可能因为我们有作品出来了才有让我们拍《红象》的机会，拍这个片子规模就大多了，除了《我们的角落》里合作过的壮壮、谢小晶和我，还有导演系的张建亚，摄影系的艺谋、侯咏、吕乐，他们三个做副摄影，再加上美术系的冯小宁，当时我们开玩笑说这就是“八条汉子”。
按说我们当时的条件算是比较艰苦的，尤其是胶片比较紧张，拍情节一比三左右的片比，拍动物和小孩的稍放宽一些，一比五左右，其实相当于拍两条成功一条，我们那时也确实练就了成功率。有一个镜头是早晨三个孩子抱着大榕树睡觉，那个榕树太大了根本拍不全，当时用移动轨道想慢慢摇开拍一个展示性的长镜头，但是轨道根本不够，我们就想办法，摄影机一边在拍，赶紧把后面的轨道拆了接到前面去，可以看出镜头里微微有些颤，就是轨道又拆又接呢。
样片送到厂里，听说他们都挺惊讶的，这样的尝试过程对于我们这些人今后的实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较同时期的片子，可以很明显地感觉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延续了《我们的角落》中对于非职业演员的使用，摄影光线追求的真实感，对于明暗的处理。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提供给我们一个实现观念变革的机会，这点在现在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小院》：一个起点
1981年，我上大三。接触到第一个故事片——《小院》，这是实习作业。摄影系当时面临着大三实习任务。实习前班里分小组，以组为单位去拍作业，我被选为小组长。一宣布，我就想着要找班里业务最好的几个同学组合，于是首先找了张艺谋、吕乐、智磊，除了因为他们的水平在班里出类拔萃，大家之间关系好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时，导演系的田壮壮找到张艺谋，说要合作拍个片子，我们看了《小院》的剧本，觉得有意思，就决定上这个。摄影系最初分了6个小组，后来，我们与张会军的小组合成了一个组，《小院》的摄影共有9个人。导演则包括田壮壮、谢小晶、张建亚等。
《小院》是一个黑白短片，是根据王安忆小说《小院纪事》改编的，主要写一个大院里4户人家的生活，各家身份不同，生活状态不同，相互之间的影响。外景地就在积水潭附近新影家属院里。我记得那年夏天天气很热，我、吕乐、张艺谋还经常铺个凉席席地而睡。
《红象》：双重身份
从《小院》到《红象》间隔不到一年时间。大家觉得合作得不错，于是就继续合作了。《红象》其实是一个毕业实习作品，但与一般作业不同的是，它同时又是儿影列入生产任务的正式影片。这主要是因为儿影刚刚建厂，而田壮壮的母亲在儿影当厂长，才有了这次机会。这次机会很难得，当时许多同学都羡慕得要命。
人都是《小院》那些人，所以也就按照《小院》的方式去做。先谈论剧本，然后由壮壮修改。后来，曾念平提醒大家这是列入生产任务要公映的影片，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提想法，但到了拍摄现场就必须各司其职，明确摄影师、副摄影、摄影助理的位置。后来进行分工，我和吕乐管胶片，吕乐还侧重管摄影机、张艺谋负责量光。
《红象》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来自北影厂，主创三块除了冯小宁是一个人负责美术，其他人都要跟北影厂的老职工相互配合。那时，一个学生毕业到电影厂就要先从学徒干起。一开始，大家不大习惯。后来逐渐气氛融洽了，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我们那时很年轻，也有童心，就想拍成一个小孩探险的童话故事。对我来说，云南是一个神秘的完全陌生的地方。临走前，我充满了憧憬，看了很多介绍云南的书，其中的风俗、传说都强烈吸引着我。
动物、儿童戏很难拍
这部片子要拍很多动物，包括大象、马鹿、猎狗等等，难度非常大。一场戏是拍大象害怕跑远了。机器架好了，商量好一开机，大家一起喊，把大象吓跑，但任凭怎么喊大象就是不动，汽车鸣笛大象也不动，没办法放了几枪还是不动。谢小晶急了，也不知哪来的胆儿，拿起一个大棒子照着大象的屁股就是一下，这场戏才拍成了。还有一次是拍马鹿在小溪边走，马鹿不听话，我们就把它抬到河边，可马鹿的脚偏偏卡在石头里了，我们大家一起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抬出来。片子里的动物只有猎狗是从昆明部队借来的，其他动物都是野生的，大象是从缅甸租的。
除了动物戏难拍，儿童戏也很难拍。拍孩子的戏很多时候要采取连蒙带哄的手段。有一场是拍三个孩子拉红象，拉着拉着绳子断了，孩子们摔了大跟头，这场要分开拍。先拍孩子的镜头，田壮壮说要有真实感，不要告诉他们会摔倒。于是我们突然把绳子松开，三个孩子毫无准备摔了个跟头。但这条没拍好，还要重拍。三个小孩都不干了。于是又骗他们数到三，我们松绳子，结果只数到二，我们就把绳子松了。
在题材的选择上，《红象》和我日后的创作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作为摄影选择题材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大。但在拍摄技巧上给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就拿儿童戏来说，很多方法我都沿用到《一个都不能少》里面。用欺骗诱导的手段创造真实的情景，我称之为“借情绪”，就是从《红象》中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是一点一滴的。
吕乐：我们选择了逃离
《小院》是我们大三的实习作业，也是摄影系和导演系第一次合作。这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导演的主动性更大。我们几个摄影这时基本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比较大。尽管张艺谋那时便在造型上有另一种想法，但因为大家的风格比较统一，他拍摄的部分也没有太跳的东西。最后出来的影片，拍摄风格很平实，与新现实主义风格比较相近。拍摄《红象》时，张艺谋就开始极力说服大家，在一些分镜头上采取不完整构图，大家也多少认可了这种尝试，所以《红象》中有一部分已经带有了《一个和八个》那样的风格，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
影片开拍前，我们被召集到一起给剧本提意见。在影片的一个外景地，清末一个官员的坟地上，北影厂的制片人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去了，还没等制片发话，我、张艺谋和侯咏就开始各抒己见，发表看法。所有人都懵了，从来没见过一个电影的摄影助理唱主角的。壮壮很可爱，把我们仨叫到屋里，悄悄告诉我们，这是电影厂，不能再像拍《小院》那样，以后有话要在底下说。我们开始还不理解，真拍上了就感觉受了打击，影片前三分之一，我们还主动发表意见，后面就是各司其职了。不过，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有许多想法都是很幼稚的，张艺谋那时的主要理论是打破常规拍摄，我则迷恋长镜头，后来一想，这么一部儿童片加动物片要真照着我的想法用长镜头，不知要多少个小时。
拍《红象》遇到的困难的确不小。导演组的压力其实更大。《红象》中的大象是缅甸反政府武装的，大象要通过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中国，当时，这两头象能不能弄来就一直是个未知数。
拍摄前，我们可借鉴的电影很少，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动物电影本来就很少，借鉴得最多的一部电影是《黑驹》，还有一部是塔可夫斯基摄影师尼科维斯特的片子。拍摄中，很多方法都是现想出来的，比如拍摄豹子那场戏，我们从低视角拍，拍得很惊险，我对这段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后期被剪掉很多，理由是怕吓坏孩子。
《红象》上映后，电影学院欢呼声一片，主要原因倒不一定是觉得片子拍得好，主要是我们这届第一次把名字打到银幕上去。大家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光荣吧。《红象》也是儿影成立的一部关键电影，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显然不会有《红孩子》那么大。
作为摄影师，我们的选择自由并不大，但是，我们这代人更多地迷恋像云南这样的异域风情。我们与第六代不一样，他们是从拍摄身边起步的，我们创作不出这种社会故事，我们选择了一种逃离。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在上学的时候，田壮壮是电影学院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红象》和《小院》，在《猎场札撒》、《盗马贼》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品系列，而且还把侯咏、吕乐等人团结在自己身边。
“78班”之田壮壮
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
在上学的时候，田壮壮是电影学院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红象》和《小院》，在《猎场札撒》、《盗马贼》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品系列，而且还把侯咏、吕乐等人团结在自己身边。谈及田壮壮，不少78班同学比较集中的观点是“他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坚持拍自己东西的人”，“坚持”对于田壮壮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并不较劲也并不挣扎。如今，田壮壮从学校又回到了学校，从27年前的学生成为了导演系系主任，万水千山后又回到了那个曾经神圣的从前。
田壮壮：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
那时候不喜欢看电影
其实我做电影这个事是挺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电影，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后会做电影，我那时候也不喜欢看电影。然后就考进电影学院开始学电影，也不想学导演，却莫名其妙地学了导演，学导演的时候呢，也没想就真当个导演去拍个什么。
在大三的时候开始拍《我们的角落》，拍完这部片子后没想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