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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天，学校通知处以上的干部到怀仁堂去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途休息时，我趁机到主席台上去见了周总理。他很高兴，问我在学院工作得怎样？我说很好，我很想见邓大姐，他说要我打电话与邓大姐约定。本想多谈谈，但因马上要继续作报告，他说：另约时间再谈。
回校后，学校又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动员会后，院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我谈话，要我谈经济问题，我不惊不诧，有啥说啥。我想，我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从来经手财务，都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占过公家便宜，心中坦荡，光明磊落。至于有没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欢迎大家揭发，但我自己心中有杆秤，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因此，显得神态自然。谁知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我“大而化之，态度不端正”。甚至说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我“坦白交待问题”，而且有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划入了“重点怀疑对象”。我说：“怪了，我革命几十年，还会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吗？”但有些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按照这个逻辑，认为我既管钱管物，没有不贪污的，从而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认为我是抗拒检查，想蒙混过关。于是，天天对我批斗。
元宵节那天，两个学生突然跑来喊我，说：“走，带铺盖卷。”他们把我带到中华大学旧址的一个教室里禁闭起来，每天派几个人轮流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历来讲实事求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因此，我不在乎暂时委屈。接着，又开小组会，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没有贪污，怎能乱写？于是我便写自己的认识和经历。他们看后，说我态度不好，要我写“贪污罪行和反革命行为”。这莫须有的事，我确实无法写出来。他们就一会儿大会轰，一会儿小会逼，势头越来越厉害，今天弄到这儿批，明天又弄到那儿斗。走路时，他们还用帽子把我的眼睛遮起来，不准我看路、看人。有时深更半夜抓我起来斗，几十人参加，拍桌子，打板凳，凶神恶煞的。有时我疲倦极了，实在支撑不住，打起瞌睡来，就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由于他们拿不出我的任何“罪行材料”，运用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对我也逼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竟把我的牙刷、牙膏、肥皂都没收了，只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想从生活上折磨我，进一步逼我“认罪投降”。在这次运动中，杨梦游、史尔工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月十八日，我们被弄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大会。我见会场坐得满满的，各个高等院校的“重点对象”大概都到了。严重的则被拉到台上交待问题，我没被拉上去，算是宽待了。会上，宣布了某某交待了贪污问题，某某交待了受贿罪行。其中也提到我们学院的孔科长交待了贪污问题，杨梦游因拒不交待，问题严重，当场被捕了。这次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要赶快交待。 。。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5）
对杨梦游的处理，出我意外。我知道他做过农业银行总经理，家资富裕。在我所接触中，他办事谨慎，从未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含糊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借10元钱，他清根清底地询问，不肯借出，似乎生怕情况不明，手续不清。这种人会与下属勾结起来贪污吗？但他的下属斗他时说：“杨梦游，你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们都交待了，你的秘密保不住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困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被逼得无可奈何。我曾产生一个怪念头，后悔我没去贪污，要是果真贪污了什么，就好交待过关了。不过，又一转念，既然管这么多钱和物，又与工商业人士打交道，别人怎么不怀疑？古今中外受委屈的人有的是，我受点委屈算得什么！
有天夜里，星月无光，黑沉沉的，远处传来批斗别人的吼声。我被带到院党委书记的客厅里，领导黑着脸要我写交待材料，否则不让我睡觉。看这架势，非要把我斗倒不可了。我想，再顶下去，身体会拖垮的。于是，我只得瞎编材料，说我去租房子的那家房东没有现金给我，给了一些盘尼西林之类的贵重药品。管菜园的弟弟，给了我300万元，等等。领导看了这材料，问我：“能不能对质？”我想，这本是瞎编的，对质怎么对得上？便说：“不能。”领导听了很生气，一推桌子说：“算了，算了，我们陪你熬更守夜，你竟跟我们开玩笑，写假交待，这样顽抗下去没有好下场。”
此后对我管制更严，把我关押起来。我一打瞌睡，他们便吼叫；我要洗脸，也不给水；要刷牙，没有牙刷；要上厕所，有人守着，还不让洗手。我手上积的污垢，好久才洗掉。那时我才知道叫化子为什么身上那么黑！当然，这些折磨人的手段，是某些作风不纯的人干的，并不代表党的政策。这一点，我心中有数。
六月份，我被押到原辅仁大学旧址的一间屋子里。大概见我囚首垢面，有碍观瞻。去的前一天，他们叫人给我理了发，我穿了件干部服。进小屋后，见里面地下冒水，进出得在水里趟。有两张床，早有个妇女住在那里。她不知我与她同样是“重点对象”，误认为我是什么干部，见我进屋赶快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在家里呀！我还要关好久？”我虽同情她，但既不了解她的案情，也无力解答她的问题，“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自身难保呢。后来才知道，她是师范学院的出纳员，因为有次去吃早餐，碰到为学校修理家具的老板，硬要请她吃了油饼，这件小事恰巧被别人看见，这人便怀疑她与老板有经济问题，在运动中要她交待。她被逼急了，便说贪污了一亿多元，其实师范学院修理家具总共才用了300多万元，凭常识，也可判断这是假交待。
住在这儿的共有十几个人，还有邮电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受审查的，编成一个小组。在接触中，我才知道同屋住的妇女叫马曼庆，我逐渐发现她是个老实人，因为出纳是管钱的，她也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6）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先生在“三反”中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
沈同衡三四十年代即活跃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解放后，沈同衡被分配到上海市文联工作，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三反”运动开始后，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市文联，虽属于所谓的“清水衙门”，但也不能例外，同样按照上级的部署，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上海市文联开展运动的步骤同其他单位一样，照例是领导带头、逐步深入。上海市文联首届党组书记和主席由夏衍兼任，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陈白尘和副秘书长刘北汜、张白山。运动一开始，文联机关内部就有人提出：文联工作整天忙于红白喜事、迎来送往和观摩演出，不干正经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有人为此还私下编了一句顺口溜：文联的工作是不三（张白山）不四（刘北汜）不成（陈白尘）”。此时，陈白尘已奉命上调北京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但是，上海市文联群众反映强烈，在当时的形势下，政治运动高于一切。所以陈白尘马上被召回上海，参加上海市文联的“三反”运动，并在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检查。
陈白尘在检查时，诚恳地回顾了自己在旧社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所经历的苦难。他特意提到一件事，抗战胜利时身在重庆，急于想回上海，但是苦于没有钱买飞机票，不能成行，只好改乘轮船，可当时穷困到身上只剩下够买到武汉的船票钱，到了武汉只好暂时住在朋友家中。幸好这时上海正在演出他的话剧《升官图》，他写信到上海要求剧团把《升官图》的演出费寄到武汉，才得以回来。陈白尘由此联系到解放后自己主持文联工作时，在日常办公经费的使用和迎来送往的招待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错误，深感自己忘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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