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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尘态度真挚，检讨深刻，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上海市文联的“三反”斗争顺利展开，很快就进入“打虎”阶段。群众热情高涨，被人们视为“清水衙门”的文联机关，也打出不少大小“老虎”。实际上，这些大小“老虎”都是通过日以继夜的小会批、大会斗，被“挤牙膏”般挤出来的。有些人为了“过关”，就信口开河地为自己加码，把自己的所谓“贪污”数字“坦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沈同衡就是这样被“揪”出来的，而且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虽然他出任美协秘书长还不到一年，但他所“坦白交待”的贪污数额，足以使自己成为上海市文联最大的一只“老虎”。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沈同衡所交代的“贪污”金额，竟远远超过当年上海市美协年度经费的总额。这当然不可信，于是，“打虎”队反复核查，寻找材料和线索，终究没有查到沈同衡有贪污问题。但是，这只“大老虎”已作为战果上报，现在“打虎”队可谓“骑虎难下”，怎么办？这时，不知是别人检举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文联“打虎”队意外地掌握了沈同衡抗战时期发表在重庆某报纸上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座七层宝塔，塔中有个人一层层往上爬。标题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人认为这是一张反动漫画，是歌颂国民党的。事实上情况却与此相反。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沈同衡当时画这幅画，正是歌颂党的“七大”的。但是，沈同衡作为怀疑对象，此时已是百口莫辩。他也就从“经济老虎”变成了“政治老虎”，先是停职反省，继而隔离审查，最后终于受到莫须有的处理，被调离上海市文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7）
其实，在“打虎”运动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斗争手段逐渐升级的现象，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许可范围。1952年1月，北京市委的一份报告说：“单纯采用斗争大会来强攻硬打，结果发生了偏差，如546工厂（原70兵工厂）在一些群众会上提出21个老虎对象，一天即私自扣捕六人；有的单位并曾发生打、骂、罚跪、脱了衣服挨冻等错误办法。”而据华东局1月23日的报告：截止1月21日，“贪污分子自杀身死者四人，自杀未死者六人，神经失常者二人”。1月29日，中南军区党委的一个指示，明确表示“不准打人、捆人，不得有辱骂及侮辱人格的行为”。这说明，当时“逼、供、信”和偷用私刑等问题已相当严重。
由于上级组织一再施压，各地的“打虎”活动高潮迭起。急于求成，只重数字，不重证据，使得对一些“老虎”的定案，近乎儿戏。在广东省，人们白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明查暗访，寻找“虎踪”；晚上挑灯夜战，分析“虎情”，确定“虎案”。一时四方云扰，殆无虚日。华南分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证据不足，定案匆忙，使得运动出现偏差。“如东江区的运输公司，二天内定了老虎47只，其方法是一人提意见，全体举手通过。这些情况，各地委多已纠正。其次，计算贪污的时间、方法、界线亦有偏差，如兴梅地委三反办公室认为，有一个机关原有40多人，解散时领了如数的聚餐费，当时分配到各机关去的有30多人，留下的仅10人。他们把这笔款大吃大喝三天，是属浮报名额，主管人应作贪污论处。西江地委把解放前银行的旧人员，利用国民党规例名义，领取‘遣散费’、‘年终奖金’、‘借薪’，作为集团贪污案处理（已去电纠正）。”
但这只是九牛一毛。据广东省3月初统计，全省有90％的“老虎”没有定案，翻供的很多。财经、政法、文教系统和各区的1505只“老虎”中，有306人翻案。自杀人数也在直线激增，至3月7日，全省已发生69起，死了39人。另据统计，仅广州市委系统，就有33人自杀，省府直属机关7人，华南财委直属机关2人，华南军区各部队14人，华南分局直属机关3人，“自杀原因，畏罪35人，牵涉政治问题12人，伪装自杀4人，被众人恐吓或被逼供2人”。
江苏省进入“打虎”高潮后，为了完成任务，各地已不是一只一只地打，而是一窝一窝地打。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总结研究出许多“打虎”战术和策略，如“敲山震虎”、“寻找虎踪”、“联合作战”、“内外兜剿”、“调虎离山”、“以虎制虎”、“专案专人”、“包捉包打”等等。有的地方组织轮流斗争，不让审查对象休息，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如皋县一合作社，用“以虎制虎”的办法，在全单位113人中打出了53只“老虎”。太仓县税务局一下子打出了30多只“老虎”，逼死了3人。一些“打虎”队员认为：“追赃没有打虎痛快”，“越追赃，翻供越厉害，还是交给我们继续打，看他翻供不翻供？”
截止到1952年3月31日，整个苏南区共打出“老虎”5181人，但后来定案的“大老虎”只有90人，尚未定案的“大老虎”却达939人之多；中小“老虎”中，定案的486人，未定案则更多，达3668人。苏北区也出现了把小量贪污打成“小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的情况，据估计“大致占老虎总数的20％至30％”。镇江市揭发出贪污亿元以上的“大老虎”39人，后来仅1人定案。自杀、逃跑事件各县都有发生。据苏北区委1952年6月统计，“打虎”追赃中自杀死亡39人，逃跑33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8）
在扬州市，“火药味较浓烈，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加手铐、甚至坐‘老虎凳’，勒令坦白认罪。”
在南京市，“一时戴高帽子、挂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如下关银行办事处‘轮番轰炸’八昼夜，迫使审查对象‘承认’贪污60亿巨款。”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南京市自杀者26人，其中12人自杀未遂，还有八人的家属自杀。
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那些奸佞小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
以华北军区某军“打虎”战役为例。该军因为要在“打虎”斗争中争荣誉，下达“打虎”指标时特别强调各团之间要相互比赛，看谁打出“老虎”最多。于是，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一些没有贪污的党员，为了响应团党委的号召，主动“坦白”说自己贪污了几百万元，以示党员“示范作用”。有的团对被怀疑对象打、骂、捆、冻进行逼供，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无证据。有的团更是使用车轮战，甚至非法使用肉刑，两天就搞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20多人。
察哈尔省天镇县以区为单位，为找“大老虎”嫌疑，把干部们集中在一个院子里吃饭睡觉，紧闭大门，一律不许出入，严禁信件往来、打电话和会客。街上还布置了警卫队巡查，一碰上区干部便端枪逼问，搞得区干部们人人紧张，噤若寒蝉。
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17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80人统计，戴蓝条的仅25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55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扳指头、扭耳朵）；（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6个人，这6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
一般情况下，出现“逼、供、信”问题的主要在县以下的基层，但中直机关、大区、省、地市等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如华南分局财经委员会就有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现象，据报“由于老虎顽固不化，拒不坦白或再三反供，群众激愤，对贪污分子施以打骂。如物管局斗争走私老虎方兆辉时，竟至打伤其面部，领导阻止不了。有色局平时常罚老虎跪地，在斗争顽固到底之黄敬文时，个别群众把他绑起。商检局斗争破坏商检政策之简建贤时，要他跪凳跪木条，手上还要举木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9）
如此“打虎”的结果可想而知。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亦痛苦难耐，不少自寻短见。等到运动转向定案和结束时，则大批“老虎”翻供，很多材料无法核实。比较典型者如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在“打虎”高潮时，因“打虎”队手法简单急躁，滥用肉刑甚至用火筷烙手，以致有九人自杀，“其中上吊者五人，刀割者三人，跳楼一人，已死者三人，未死者六人。”
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逼、供、信”，仅3月13日至23日的10天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
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