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百的选票推举薛桂荣为“团长”。
从此之后，薛桂荣义不容辞地带领“秦香莲上访团”的姐妹们，肩负着解放自己同时解放与她们同样遭遇的姐妹们命运的神圣使命，又踏上漫长的上访路……
与“秦香莲上访团”一样，一九八四年发生在河南郑州市金水区的一桩离婚案，至今重提起来，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本案原告王本立是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处长，被告是他的妻子王永贞。一九八O年九月，王本立第一次到金水区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王永贞在“文革”中曾写材料揭发他，对他进行政治陷害；平的在生活上不关心他；拒绝与他过夫妻生活。而王永贞则以王本立有“第三者”插足为理由不同意离婚。法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尽管王本立的离婚理由是充足的，法院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还是判处不准离婚。当时，王永贞十分感谢法院对她的“支持”。
一九八三年九月，王本立再次起诉离婚。办案人员发现这一年多时间里，双方还在分居，甚至连过年过节也不团聚。法院又分别给双方做了四次调解工作，均没有效果。对于王永贞一再坚持的壬本立搞婚外恋的说法，王永贞自己拿不出证据，法院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金水区法院民事审判庭将对这起已经审理长达四年之久的离婚官司，开庭宣判。
上午八时，准时开庭。不巧的是，审判长张景臣因病请假，临时由助理审判员侯树恩代替宣判。侯树恩宣读完离婚判决书，王永贞说自己没听清楚，他又重新宣读了一遍。王永贞铁青着脸，立即表示不服，侯树恩说你不服可以上诉，只要理由充足，二审也是可以改判的。正在这时，只见王永贞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棕色的小瓶子，嘴对嘴喝了一口。侯树恩愣了一下，随即喊了起来：“你干什么？快把它打掉！”坐在一旁的王本立刚刚反映了过来，抬手将王永贞手中的瓶子打掉，但已经迟了。王永贞八时四十分服毒，九时十分送进医院抢救，当夜七窍出血而死。
事情闹大了，第二天，王永贞在南阳老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五六十人，冲进法院，说法院把王永贞逼死了，又是散发传单，又是围攻办案人员。几千名群众聚集在法院外围观了四五个小时。
河南《妇女生活》杂志、北京《中国妇女报》报连续发表文章为死者鸣冤叫屈。
王永贞的遗体存放在省医院的太平间里，亲属三年不许火化，一直由市财政支付存放费。
金水区法院成了众矢之的，昔日威风凛凛的法官们，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为了给王永贞的亲属和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本案的三位办案人员都受了很重的处分，调离审判岗位。
“王永贞离婚案”发生后，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曾专门赴河南采访，他发现，“王永贞离婚案”更可怕的后遗症是：自王永贞自杀后，从一九八四年七月到次年九月，在大约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全郑州市各级法院发生了一百一十二起离婚案当事人用扬言“自杀”或“行凶”的手段威胁审判人员，其中百分之七十三发生在城区法院，而在王永贞出事的金水区法院，一年多时间里没敢宣判一桩离婚案。 离婚，到了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步！ 这是一起经历了牛个世纪漫长岁月的离婚案—— 二OO一年五月的一个午后，两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从法院出来，他们默默对视了片刻，背对背，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往事不堪回首！—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岁的周山石，参加完广西边境剿匪战斗后，因腿伤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成了县粮食局的一名科员。一切刚刚安排停当，父母从乡下捎来口信，让他回去完婚。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包办婚姻，女方名叫刘翠萍，是个寡妇，比他年长五岁。洞房之夜，他和衣靠在小竹凳边，呆呆地望着那盏忽明忽暗的小油灯直到天亮。第二天，周山石不辞而别，独自回到县城。
从此后，周山石再也没有与妻子在一起生活，他在城里工作，妻子在农村劳动。每年，他只是在中秋节和春节回乡下看看父母，回去也没有与妻子住在一起。婚后第三年开始，周山石便提出离婚，几乎是一年一次，每次都是以父亲跑到单位破口大骂一番而告终。
一九五八年八月，周山石第四次提出离婚，法院也觉得这桩婚姻已经死亡，应该判离了。但是，当办案人员到乡下调查取证时，看到瘦小的刘翠萍正卖力地与社员们在大炼钢铁，恻隐之心使他们将天平向刘翠萍倾斜。
维系已经死亡的婚姻，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在粮食局，人们发现周山石的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笑容；最可怜的是刘翠萍，乡亲们说，好像世间没有这个人似的，几天都听不见她说一句话。也有人劝刘翠萍离婚算了，她说：“我这辈子都是周山石的人。”
一九六二年，周山石又一次提出离婚。消息传到乡下，乡亲们不干了，村里百名贫下中农联名上书法院，列举事实说明刘翠萍是如何的勤劳、如何的孝顺、如何的作风正派。粮食局长把周山石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他：“周山石，你这婚已经离了十年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瞎折腾什么？贫下中农的女儿你不要，你到底要谁？”
事情拖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周山石被造反派作为“当代陈世美”揪了出来，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家乡人民以它的博大胸怀接纳了周山石，村长说：“这么多年你没干过农活了，再说腿又有伤，这次回来就当作养伤吧，”让人愤慨的是，他依然不同妻子住在一起。气得他老父亲几次拿刀恨不得杀了他。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周山石落实政策后回到粮食局。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提出离婚。从第一次提起离婚到这时，已过了近三十年，粮食局光是局长就换了六任。离婚成了周山石的一种“嗜好”，有人怀疑他有“第三者”，有人怀疑他是“性变态”。新局长劝他：“老石，你都是五十多岁快退休的人了，还离什么婚？凑合着过吧！”周山石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我不甘心啊！”
重新进行调查，重新进行调解，——切好像都重新开始。
一直拖到二OO一年，他们才走进法院。
他们没有子女，也没有财产纠纷。
在法庭上，双方发现对方已经是满脸皱纹、满头白发。当他们从法官的手中接过法院的判决书——这桩马拉松式的离婚案终于有了结局时，两位老人是欲说无言，欲哭无泪……
说到离婚，北京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晨也是感慨万分。
陈晨当过兵，干过护士，一九八一年转业到西城区法院，从书记员干起，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一步一个台阶，一直干到庭长。二OO二年提前办了退休，又当上了律师。
我对陈晨说：“我想听听你当法官时，办理的一些离婚案的情况。”
“那可多了，”陈晨说，“我离开法院前，一直在民庭工作，当时离婚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六七十。”
“可不可以说，当时你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离婚案—亡了。”
“可以这么说，我进法院头些年，那时候债务、赔偿、合同纠纷等经济案件很少，主要是处理离婚案。一个法官要是接到那种‘死离死不离’，那就有你费心的了。”
我问：“什么叫‘死离死不离’？”
陈晨说：“退回一二十年，一个单位如果有一对夫妇闹离婚，旁人首先想到的是双方中的某一方是不是有作风问题，他们马上会成为人们的议论中心。那时候离婚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嘛，你提出离婚，领导、同事、亲朋好友马上就会对你产生看法。我们法官最怕接手那种‘死离死不离’的案子，就是一方死要离，一方死不离。”
“这种案子多吗’”
“多，多啊，十起离婚案，起码有五起以上是属于这种‘死离死不离’的，往往是男方死要离，女方死不离，女方威胁法官：你们如果判离，我就撞死在你们 法庭上。有个女的，是电台的播音员，丈夫在石家庄工作，好像是个工程师。男方从七十年代初就提出离婚，到我进法院时已经闹了快十年了，两人一直在分居。女的一口咬定男的有‘第三者’插足，可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只要男的一提出上诉，那女的就到法院闹。女的爱打扮，每次来都穿得体体面面，身上还抹着香水。她一进楼，有人闻到香水味儿，马上就知道某某又来了，肯定是又哭又闹，搞得大家都无法工作。后来，也是折腾了好些年才离了。”
我问：“你们当法官的，难道就希望维持这种已经死亡的婚姻吗？”
“我们当法官的说了就能算数吗？”陈晨反问了我一句，“那时候，对于一个离婚案子判离还是判不离，并不是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第一因素，而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如果是男方提出来，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喜新厌旧？是不是‘陈世美’？如果被女方抓住证据，只要女方不同意离，一般不判离。如果没有证据，但即便只有这种嫌疑，三五年也别想离。如果是女方提出来，反映男方酗酒、虐待，只要程度没有特别严重，一般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调解，甚至‘和稀泥’……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是我们法院自己的事。我们有个姓田的审判员，五十年代初，从商业部门转到法院工作。他老家在河北农村，妻子是父母包办的，是个文盲。没有多大感情，老田一般一年回去一趟，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夫妻之间越来越没有感情，五十年代末，老田提出离婚，但组织上不同意。没有感情，组织又不同意离婚，老田除了生活费照寄，家是不回了，一个人住单位，长期吃食堂。不管你组织批不批准，反正我每年写一份离婚申请。此事拖到六十年代、·匕十年代，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