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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唯命是从的特内特担任中情局局长，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是担心中情局会阻碍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计划。2002年9月，他在自己麾下设立了“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简称OPS），负责独立评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及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这一倡议的灵感不言自明：拉姆斯菲尔德害怕特内特领导下的中情局分析人员不愿使用既定的脚本。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副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官员，都认为中情局的人不可信。
创建特别计划办公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指责国防部长重用*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渴望战争，如有必要还会编造假账。可是，假定有关各方都是出于好意，这仍然是一个让人忧心的插曲：实际上，国防部长办公室是在指责国家最高情报机构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编造事实。虽然媒体把这个问题描述为华盛顿运行方式的例证，即部门间斗争的平常例子，但实际上它说明存在更大问题：主要的国家安全机构实际上不遵循共同的国家利益定义。
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是：如果奥萨马？本？拉登发动袭击时没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联会，如果国会1947年没有创建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美国的情况会比现在差吗？也就是说，如果布什总统只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机构，一个大小适中的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和两个主管军事事务的小型内阁机构，他会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吗？更直白地说，国家安全机构历经60多年的演变，它到底增加了什么价值？如果答案是“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回报基本上为负数的话，那么也许现在应该考虑废除这个显然没用的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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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1）
由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明显缺陷，帝国总统们转向别处寻求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建议。中央情报局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告诉总统想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努力或许依然具有一些边际效用。不过，在紧急征求意见时，总统日益依靠较小的亲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闹的官僚机构。对总统的个人忠诚，而非机构内的官阶，成为影响力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这个国家安全危机永久化的时代，严肃问题总是在私下、幕后处理。这才是真正运作当代政治的地方。实质性的行动只涉及少数几个玩家，多数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他们的决议多数是在秘密帷幕之后作出的。
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蕴涵着两种理念。第一种理念认为，通过咨询一批亲手挑选的“智囊”，总统有可能作出更好的决定。虽然“决定者”最终拍板，但作出决定的实际过程是集体进行的，总统听取老练、机智、世故的顾问们的意见，顾问们依靠拥有专业知识的官员。
第二个理念认为，这些顾问必须只为最高行政长官服务，不为他人效力。只有保证咨询意见不公之于众，“智囊”才会坦率、诚实地讲话。这是寻求“行政特权”的基础。
其实，一般来说，“智囊”认为公众甚至国会干涉政策制定即便不是危险的，显然也是无益的。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非常复杂，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识范围，因为他们也会受短期的、情绪化的考虑影响，无法形成冷静的、长期的观点。普通大众反复无常，把握不了这些事务。他们不识大局，察觉不到微妙变化，缺乏果敢决断。寻求真正战略途径的总统只能依靠老练的内部人士，他们充满理性，不带偏见，信息灵通，人脉广泛，掌握标准的政治词汇，了解世界实际运转的方式。
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精英极其鄙视公众，虽然他们对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对媒体讲话时，他们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习惯，经常充满敬意地提及美国人民的“意愿”。
可是，这个面具经常滑落，公然暴露出这些内部人士毫不关心无知大众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经顺口说道，“你每次都会犯错。”艾奇逊的话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也准确总结了国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民众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见。高级官员如何让民众顺从？迪安？艾奇逊解释道：依靠宣传。他在*中写道，在向民众解释政策时，“要说服民众，限制条件必须让位于简洁，准确和细节必须让位于直白甚至蛮横”。他的意思是不能事无巨细地讲述真相，而是传递“比真相还清晰”的观点。
总统依赖“智囊”绝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他雇用爱德华？M？豪斯当他的亲信、密友和外交纠纷调解专家。这一传统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优秀公民（从华尔街）轮转到华盛顿，占据了罗斯福政府的高级职位。这批人包括艾奇逊、W？埃夫里尔？哈里曼、罗伯特？洛维特、约翰？J？麦克洛伊、罗伯特？帕特森和亨利？L？史汀生。这是东部权势集团的化身，其成员功成名就、腰缠万贯、自信满满，许多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认为，在国家危急时刻到政府任职是职责所系。他们乐于使用权力，他们洋溢着自信，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对美国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2）
把这一传统浪漫化是错误的。回头看来，这一传统狭隘、顽固、恃才傲物。虽然其成员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贵族责任感，但他们大多对社会公正和*问题视而不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他们表现出符合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偏见。可是，他们的爱国情操不容置疑。史汀生传统的拥趸把自己看做国家的公仆。虽然他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但他们的努力超越了党派考虑。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不是迎合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社会或经济安排。在20世纪40年代，保卫国家意味着增强国家实力，使美国跻身世界大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敲响了这一传统的丧钟。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找到它开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刚过78岁的国务卿史汀生终于离开了华盛顿，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继续待在华盛顿，成为一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人物。
虽然今天人们已经淡忘，但当时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这很能说明问题。史汀生出自长老会教徒世家，是耶鲁大学菲利浦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华尔街成功律师的典型。他结婚很早并一直忠诚于妻子。他积累了优秀的公职记录：1918年在法国服役，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当过4年国务卿，两次主掌战争部。对史汀生的崇拜者来说，他代表着“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办事、责任感，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榜样”。
福里斯特尔是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贫苦移民的儿子。他虽然上过普林斯顿大学，但中途辍学。投身华尔街后，他加入了迪伦–里德投资公司，展现出赚钱的天赋。随着职位不断上升，他于1938年成为这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1940年，他去了华盛顿，接连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福里斯特尔的个人生活一路蹒跚：妻子是一个*和酒鬼，他本人则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亲、不加节制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复无常，心神不定，狂妄好斗，暴躁异常。福里斯特尔陷入极度孤独之中，醉心于政府工作，徒劳地逃避从孩提时就萦绕在心头的恶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汀生是“旧华盛顿”的门面。他一直在华盛顿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欢过度反应，不惊慌失措。他表现稳重、谨慎和镇定。
福里斯特尔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觉，又急于行动。他是一个伪现实主义者，声称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却极度误判美国面临的形势。福里斯特尔认为坐等事件发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风险。危险就在前面，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即便最轻微的延误也会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溃败。这简直就是迪克？切尼“百分之一学说”的前身。当然，正是这种精神促使福里斯特尔从1945年开始动员华盛顿对抗所谓的“红色法西斯”威胁，声称致力于“在全世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斯大林政权要发动“世界革命”。
福里斯特尔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断力。他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态、内心痛苦的人。但他给美国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迹，对之后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口口声声崇拜史汀生，却以福里斯特尔为榜样，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响警报。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尔的后继者挤进了总统顾问的内圈，紧张地担心着最坏情况，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主动防范灾难。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也算是他的嫡系传人。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担心忧心忡忡的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军营国家”。他的告别演说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关切。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实在太中肯了，包括强调“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军工集团”滥用权力，但他最担心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美国今天不是一个军营国家。可是，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精英遵循的是军营心态，念念不忘安全问题，把军事力量看做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里斯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