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圆榱硷薜谋久琶愀郾ń纭�1985年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所以他对香港回归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而我恰好对香港问题也有所研究，所以我们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找到了共同话题。金庸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
为显示索取签名书的诚意，我专门请来了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佟铁鑫。没想到，佟铁鑫是个金庸迷。他说，他最喜欢的书籍，就是金庸的小说了。席间，他用雄浑的男中音演唱了一首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插曲。
这次聚餐，使我的索书要求得到了超额的满足。我原来只想收藏一本金庸的签名书，没想到，我却收到了满满一箱书——总共36本的金庸作品集，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囊括了金庸的主要武侠小说。
金庸的签名留在了《书剑恩仇录》上册扉页上。他不是直接签在书页上的，而是先签在一张烫金镶边的签名纸上，再贴到扉页上的。在金庸的签名边上，加盖了一枚小小的印章。
这套金庸作品集由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初版于1976年12月，我收到的是1997年5月的第18版。与内地的版本相比，香港的版本在最前面几页增添了多幅与书中内容有关的绘画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上册为例，封面选用的是金庸收藏的黄胄绘制的“维吾尔族少女”，扉页上盖有西泠八大家之一黄易的印章“登山观海”，插页中还有乾隆采芝图、乾隆游江南图、乾隆阅射图、乾隆南巡阅兵图等。喜欢考据的读者看完小说后如果再对照着看看这些绘画作品，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至于我，直到今天还没有抽出时间好好阅读那一箱子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许有一天，当我再老一些，我也会打开书箱，看看这些成年人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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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兼作家与学者
2006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书中，王蒙写道：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实际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但改变了王蒙的一生，还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的《人民文学》。小说刚发表，就引起了广泛争议，肯定赞成者有之，否定或基本否定的也有。肯定者认为，小说的主人翁是“我们的榜样”，否定者甚至有人提出这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王蒙受到了很大压力。但恰在此时，毛泽东主席对这篇小说进行了肯定，并且赞扬王蒙有文才，激烈的争议才暂告停息。
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关注，使这篇小说以及王蒙举国皆知。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王蒙的名字的。
王蒙是个高产作家。有材料说，他发表的作品已经超过1000万字。这些作品包括众多小说、散文、评论，也包括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因此，王蒙还不仅仅是一名作家，他还是一名学者。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王蒙着力较多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三联书店和作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过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和《王蒙活说红楼梦》。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我还听过王蒙从政治角度对《红楼梦》的讲解。
王蒙认为，贾家是一个恶性消耗原有资源的家族，其灭亡不可避免。例如，贾家原是名门之后，但“君子之德，三世而斩”，而作为贵妃的元春又去世很早，使贾家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资倚恃。贾府道德败坏，政治形象差；没有新的功劳，也没有什么能人，不具备政治实力；财产入不敷出，不具备从政必需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是恶性的消耗，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任何一个个人、集团、家族，如果对所有的资源不是积极积累，而是恶性消耗，那么就逃脱不了衰微、灭亡、颠覆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王蒙还发现《红楼梦》中关于奴隶的一个奇特现象：《红楼梦》里的奴才，尤其是丫鬟，最怕的是被贾府赶出去。王蒙反用我们常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不奴隶，毋宁死”。王蒙分析说，这是因为封建思想对这些奴隶的思想控制非常厉害，如果一个奴才被赶出去，是很丢人的；另外，虽然她们都是供人使唤的丫鬟，但也分享了一部分贵族特权，不但生活比普通劳动者好得多，而且社会地位也要高很多。
我和王蒙最早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因为我们都是外交学会的顾问。后来，我得到过多本王蒙签名书，最近得到的就是《王蒙自传》的第一部《半生多事》和第二部《大块文章》。
中国人的经济学大师
中国人的经济学大师：四位经济学家的签名盖章书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这是目前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授予经济学家个人、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是目前中国最高规格的经济学奖项。这届经济学奖侧重于评选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众多获得提名的经济学家中，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的获奖可谓众望所归，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大师。而我也陆陆续续地收藏了这几位经济学大师的签名或者盖章书。
92岁老人颤抖的签名
在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之后仅5个月，2005年7月22日，传来了101岁高龄的薛暮桥病逝的噩耗。有一位记者写道，那天北京下了当年夏天最长的雨，一天一夜，像是为这位世纪老人送行……
早在去世前几年，薛暮桥就因为年事已高、体衰而病，淡出了各种社会活动。在我印象中，薛暮桥最后一次出席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是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计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当天也是薛暮桥的90华诞。那一天，朱基、胡绳等均到会祝贺。此时的薛暮桥身体已经比较虚弱，无力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只能坐在那里拱手致意。在简短的致辞中，薛暮桥说，“各位都是忙人，我是闲人，忙人来祝贺我这个闲人，真是愧不敢当”，他还说，“一下子能有幸会见许多渴望已久的同志们，我心里非常高兴，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薛暮桥是在1991年患上帕金森病的，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清，嘴巴也说不清，稍一疲劳就头晕脑涨、焦躁不安。虽然不能够工作，报纸、文件都要由秘书念给他听，但他仍然关心着两本书的写作出版工作。这两本书分别是《薛暮桥回忆录》和《薛暮桥晚年文稿》。
我收藏的薛暮桥签名书就是《薛暮桥回忆录》。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曾对记者说，1989年下半年的一天中午，她看见应该午睡的薛暮桥站在窗前沉思，就走过去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薛暮桥没有说话。但几天后，薛暮桥坐在桌前，摊开一摞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991年夏天确诊患上帕金森病后，薛暮桥的双手抖得无法执笔。这使素来喜欢事必躬亲的薛暮桥不得不组织了一个“班子”。在许多学生、同事的热情帮助下，1996年7月，这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后记中，薛暮桥诚恳地写道：“这是集体写作的成果。”
有媒体报道说，在《薛暮桥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中，有人认为薛暮桥是学者，但也有人说薛暮桥是政府官员，这关系到回忆录的取向，对此，薛小和曾问父亲如何定位，薛暮桥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我收藏的这本《薛暮桥回忆录》非常珍贵，因为上面有薛暮桥的亲笔签名。党的十五大召开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向李剑阁同志提出，想要一本薛暮桥亲笔签名的回忆录，他还写了一封信托李剑阁转交。正好当时李剑阁就有一本，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那本赠给了金冲及。后来薛暮桥看到金冲及的来信，又签了一本。李剑阁便保留下来。2000年10月，李剑阁将这本珍贵的藏书转赠给我。
这是一个92岁高龄老人的签名。由于身患帕金森病，他双手颤抖，难以执笔，因此我们无法用美观的要求来看待薛暮桥的签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和不断思索、不息奋斗的精神。
至于薛暮桥晚年关心的第二部书稿《薛暮桥晚年文稿》，在吴敬琏的建议下也于199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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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薛暮桥一样，马洪也是首先参与国家经济决策，然后才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早在1948年马洪在中共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就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结合苏联经济理论，写出报告《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
这里的秋林经济，既不是纯国家经济，也不是纯私人经济，而是国家和私人共有资本的混合经济，在苏联有，在东北也有。
马洪的报告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会议报告中，提出了促进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