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缺乏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人。奇怪的是，明特肯鲍竟然从心底里十分乐意大力协助约翰逊，帮他猎取有价值的情报，以此反对自己的祖国。一天晚上，他们俩雇了一个妓女，在约翰逊的公寓拍摄一部黄色录像，以便卖给士兵们赚钱。可是妓女的粗哑叫声和酗酒的骚乱声，引起了邻居的反感，他们叫来了警察，警察又通知了军队。次日，反谍报人员讯问了约翰逊和明特肯鲍，并搜查了公寓，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约翰逊把录像带装错了，底片全曝光了，于是在被告诫要尊重德国公民之后，两人都获释了。
然而约翰逊惊慌失措，他认定军队是在搜查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就急急忙忙地拉着明特肯鲍去见波拉，准备逃到苏联去。波拉看到约翰逊领着一个陌生人来，十分恼火，在一家咖啡馆里，他愤怒地问道：“这个人是谁？”经约翰逊解释了他与明特肯鲍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以及目前可能被捕的处境。波拉说：“这完全是蠢话，他们如果真的怀疑你，就会控告你，怎么会完全不理你？振作起来，忘掉这些要逃跑的蠢念头。”他又转而命令明特肯鲍：“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你在军队里干什么？你成家没有？你为什么卷到这件事情里来？”
听了一会儿，波拉放下心来，态度变得彬彬有礼，十分温和。他受过专门的训练，敏锐地觉察出明特肯鲍是个同性恋者，这是克格勃乐于发现的一种折磨人的事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并不是因为同性恋者容易被讹诈，而是由于克格勃认为，有此毛病的人常常伴随着性格上的错乱失调，使人心情动摇不定，容易受到巧妙的操纵。克格勃耐心地搜寻特殊的同性恋者。这种人在他所处的社会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有自己的地位，但在内心深处却将自己与整个社会隔绝开来。他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心情十分压抑，也十分孤独，似乎所有的人都看不起自己，整个社会都与自己为敌。他们身上还蕴藏着一种潜在的冲动力，随时准备报复整个社会。对于这种人来说，叛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进行报复的武器。明特肯鲍正是这种人中的一员。
波拉向明特肯鲍暗示已经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并指示他在美国社会中识别出那些同性恋者，同时许诺，在他从军队中解职后，克格勃可能安排他在柏林作古董商。大约6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波拉突然命令他终止同约翰逊的联系，并停止一切冒险活动。克格勃已安排明特肯鲍返回美国承担更复杂、更重要的任务。他们考虑得很长远。
1955年4月，约翰逊被调到法国罗什福尔附近的陆军军需库，临行前他没有参加同波拉已约好的最后一次会晤，更没有约好今后联系的办法。克格勃见他的职务并不重要，也乐得暂时不理他。次年7月，约翰逊被解职。当时他已36岁，除了军事一无所长，不能从事任何特别的文职工作，仅有的大约3000美元积蓄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花得干干净净，无奈只好怂恿黑迪重操旧业，去当妓女。她赚了不少钱，因而约翰逊可以购买活动房屋，并搬进了活动房屋区。白天，他参加函授学习；晚上，就用黑迪的钱去喝酒、赌博。可是到年底时，黑迪大病一场，不能再干了，于是他们又陷入困境之中。
1957年元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明特肯鲍找到了约翰逊家，交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有25张发了霉的20美元钞票，并且说：“这是波拉送的礼物。他们要你回到军队里去。你将同我一块儿干，他们每月给你300美元。”真是喜从天降！约翰逊想也没想，也未同妻子商量，就满口答应了。他重新开始活动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收集美国刚刚开始大量部署的导弹的情报。苏联人并不企望他能获得技术性的工作，而是希望他在某些外围工作中，能够把文件和设备拍摄下来。
克格勃要求约翰逊参加空军，但空军不接受，他只得重新加入陆军，并保留原级别。陆军把约翰逊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帕罗斯弗尔迪斯半岛一个新的导弹基地充当守卫。在1957年春到1958年春之间，约翰逊通过明特肯鲍送来了导弹的照片和图解，以及听来的关于导弹特点的议论。他还成功地用虹管吸取了火箭燃料的样品。克格勃给了他们900美元和1200美元两笔奖金。
陆军又把约翰逊调到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郊外的布里斯堡，他在那里继续把导弹的资料和其他的秘密情报通过明特肯鲍转送给华盛顿的苏联驻美大使馆。1959年底，他又被调到法国奥尔良的一个军事基地。明特肯鲍奉命前去与他联系，并告诉约翰逊如何在巴黎和克格勃接头。新年刚过，约翰逊就根据明特肯鲍的指示驱车前往巴黎。他和黑迪站在一家戏院前看广告。一个漂亮的很像法国人的年轻人、戴着黑色软帽，停在约翰逊夫妇身边，也在看广告。“对不起，你是英国人吧？”他有礼貌地问一句，略带俄国口音。
“不，我是美国人。”约翰逊回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换10法郎的零钱？”那个俄国人又问。
约翰逊拿出明特肯鲍给他一枚5马克的硬币。那个俄国人交还他一枚两马克硬币，微笑着同他握手，说：“我叫维克托，我们喝一杯去怎么样？”
维克托真名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奥尔茹尔莫夫，是当时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职员，29岁。他和约翰逊夫妇走进一家偏僻的小咖啡馆，闲聊了一阵后，他交给约翰逊一个装有500美元的香烟盒，说：“这是圣诞节礼物……我们可以信赖你，用你的主动精神去发现重要的情报。”此后，他们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在巴黎奥良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一次面。 1968年夏天，维克托鼓动约翰逊到巴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这一年秋天，黑迪病倒，住进巴黎附近的陆军医院。约翰逊以就近护理妻子为由，请求调到巴黎地区。但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拒绝接收他。之后，他偶然地和一个担任接待员的中士谈起来，中士告诉他：“如果你想调到巴黎，可以到奥利机场外的军人信使中心去试试看。”约翰逊问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中士解释说：“传递绝密材料的像邮局一样的地方。他们守卫得很严，所以那里时常有警卫员位置的空缺。”
不久，约翰逊调往信使中心的要求通过例行手续被批准了，维克托高兴得拍着他的后背大叫起来：“妙极了！”对于苏联来说，这个中心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美国拥有许多极端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机密的欧洲城堡。从华盛顿送给北约组织、驻欧美军司令部和地中海第六舰队的一切重要文件、密码系统和密码设备，都要先送到这个中心，经过分类后再发送到最后目的地。驻欧司令部发出的一切标有绝密和机密字样的材料，也都放在这个中心，然后转送到华盛顿去。这个中心的安全保卫工作是十分严密的。它唯一的大门通向前面的一间办公室，办事员在里面整理文件。办公室后面是一座巨大的钢铁地下室。要进入地下室，必须通过两道铁门，第一道铁门上有一根金属门闩，门闩两头都有密码锁。第二道门，即地下室本身的铁门，有一把复杂的用钥匙开的锁。因此，不知道两把暗码锁的密码和没有第三把锁的钥匙，谁也进不了地下室。从将军到士兵，谁也不得单独呆在地下室里。按照规定，只要地下室开着，至少要有一名军官一直在场；而且，武装警卫每天24小时守卫办公室，没有任何一天可以例外。显而易见，这个中心是无法渗入的。但是，约翰逊的新差事一下子将克格勃与地下室宝藏之间的距离缩短到只有几英尺。现在克格勃一切才能、想像力和技术手段都集中在一个要跨过那最后几英尺的计划上。
维克托增加了同约翰逊的见面次数，并详细地询问中心各方面的情况，最后要求他必须设法进入地下室工作。到1961年底，经过马马虎虎的例行公事式的调查，约翰逊获得最后一张绝密级的出入证，得以进入地下室工作。这些文件一般都在吕宋纸的大封袋中送来，上面常有红色或蓝色的火漆封印，有些还有简明的标记，指明保密的级别。克格勃知道，这些标志涉及最敏感的密码材料，关于北约组织的力量和战略的绝密资料，以及核打击计划。
克格勃担心信使中心可能装有隐蔽的警报系统，因而命令约翰逊伺机寻找警报系统的电线或小盒子。维克托说：“你必须一厘米一厘米地考察整个建筑。”他还出了个主意，要约翰逊在中心下次再上白色油漆（中心每隔一定时期都要重新漆一遍）时，主动请求做这项工作。约翰逊轻易地如愿以偿，他发现地下室没有警报系统。不过，最困难的和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碍还是那三把锁。维克托给约翰逊一块装在一个法国香烟盒中的模型胶泥，并指示他经常带在身边，看是否有机会把地下室的钥匙偷到手几分钟。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钥匙总是由一个军官保管的。
1962年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与约翰逊一块工作一个年轻的少尉有点恶心，他命令约翰逊退出地下室，自己则冲到外面去呕吐。他“砰”地一声关上地下室的门并锁起来，但是在慌忙之中忘了取下钥匙。约翰逊趁此良机，迅速地在胶泥上按上了钥匙的印子。然而遗憾的是，印子太不清楚。约翰逊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维克托没有责备他，只是说：“错误已经发生了，让我们希望还有另一次机会和更多的时间。”
一天，约翰逊指着地下室的一个金属小柜，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主管的军官：“这里边装着什么东西？”军官说：“现在没有东西。”说着，将没有上锁的柜子打开。“瞧，它是空的。“约翰逊看到柜子的确是空的，只是角落里有一把钥匙，这是地下室的备用钥匙。傍晚，约翰逊把它塞进口袋，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