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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政权下，对金钱的重视不断膨胀，翠的父亲王福，把女儿看做摇钱树，认为可以像商品一样的买卖。翠害怕她的父亲某一天在酒醉之后把她卖给有钱人家，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和幸福，翠明白穷人家的姑娘嫁到有钱人家去只能受歧视，她希望嫁给穷人过小日子。孙玲的继母因为经济的动荡，更迷信银元的实力，政府要求百姓把银元换成纸币，使继母失去了管辖家族的实力。“满洲国”经济和道德的沦丧影响了女性。玲和翠的命运反映了“满洲国”妇女的处境。玲把孙家看成是监狱，她梦想去北京上大学学习工程、对国家作出贡献，日本的侵入打碎了她的梦想。翠无情的父亲把她作为商品卖给了三叔，企图转移吞并孙家的财产。《蟹》的结尾，曾经辉煌的孙家溃败了，在女人们的争吵中结束。三婶误认为是奶奶怂恿三叔娶小老婆。富有的孙家甚至不能熬过日本几年的占领。《蟹》对“满洲国”的描绘是清晰的，反映了梅娘自己的亲身体会。
三、结尾
《蚌》、《鱼》、《蟹》表现的主题强调了梅娘要的“暴露真实”，暴露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在教育、在就业、在家庭中的种种限制。她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自己的爱情。《鱼》和《蚌》中的两位主人公都说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接受一桩强迫的婚姻。梅娘作品中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的女性没有任何权利，但她们并没有沉陷于循规蹈矩，而是积极地与压迫她们的命运作斗争。她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而避开了殖民社会的钳制。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掩盖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对保守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跨越了政治界限，得到了殖民统治者的宽容。
梅娘的殖民地时期的就业，应该是有她的双重目的，既提倡妇女自主自立，也养活了自己。她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在她25岁之前完成。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30年悲剧做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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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评说梅娘（4）
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梅娘夫妻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悲的是，柳在回归途中，遭受沉船遇难。梅娘的心碎了，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被划为右派及间谍嫌疑。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家庭进一步瓦解，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文学传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做了真实的描写，梅娘的作品代表了1930年到1940年的中国妇女的声音。也许，今天看上去，她的作品只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但是在30到40年代期间，她的作品促进了妇女解放。
梅娘的传奇在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评价。
2004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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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1）
——试比较张爱玲、梅娘的文学创作
文／阿洁
1942年，北平（北京）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众望所归的两位女作家。从此以后，“南玲北梅”之说不胫而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玲”与“北梅”都经受了时光的磨砺和淘洗，她们的命运有了太大的区别。张爱玲几经沉浮，始终是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虽然从50年代初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又开始被人注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梅娘仍然健在，而且还在勤奋地写作。算起来，梅娘已经82岁了。
梅娘曾经和张爱玲齐名，而后二人的创作道路又有了太大的差异，这中间值得探寻的问题就有很多。比如，她们起初有哪些相同之处？她们从何时开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坐标？她们赖以成长和生存的语言环境对她们有何影响？这些恰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我们不妨沿着二人创作道路的发展来比较她们的创作。
不少人都注意到，早年的梅娘与张爱玲之间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二人同庚，都出生在1920年，且均出生在富裕之家，一位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一位是伪满时期东北的大企业家孙志远最钟爱的女儿；二人均为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被语文老师关注。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我的天才梦》，梅娘有《小姐集》问世；二人的婚姻爱情生活都不圆满，仅就时间来说都十分短暂；二人都有短暂的外埠留学史，张爱玲在香港，梅娘在日本；二人创作的黄金季节都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而且又都是在黑暗复杂的沦陷区。
张爱玲是公众熟悉的人物，她的显赫的身世已为人所共知：祖父张佩纶为清代名宦。而梅娘近年来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梅娘本名孙嘉瑞，现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退休干部。父亲孙志远祖籍山东，他靠自己的聪颖刻苦，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日语三种语言，从一个英国洋行的小伙计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家，长春镇守使的东床快婿。梅娘是他离家经商时，与海参崴的一位女子所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玲”与“北梅”的成长历史中，家庭生活的“残缺”造成她们难以磨灭的痛苦。张爱玲所遭遇的是与继母的冲突。在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张爱玲起初是留在张家的。一场打骂后，张爱玲最终与父亲、继母彻底决裂，来到母亲与姑母的住处。她的体验是“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①。梅娘是父亲与庶室所生，后来便遭到父亲妻子的憎恶与慢待。她曾哀怨地说：“最初，我不知道娘并不是亲生的，我抱着小的纯真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娘总是不理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板着脸，生气的时候就骂，我没见过娘的笑脸。”② 梅娘的女儿柳青也证实，梅娘因为不幸的身世，她甚至至今都不知自己确切的生日，因此她从来“不肯过生日”。她之所以选择了“梅娘”的笔名，就因为它是“没娘”的谐音③。
不过，张爱玲与梅娘毕竟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就她们生活的语言环境和家庭氛围来看，区别还是很大的。张爱玲除在天津、香港有过短暂的居留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这几个大都市当时是中国商业化气息最浓的地方，农业文明的色彩大部褪尽，西方文明夹杂着殖民地的气息，充塞着这里的高楼和街巷，点缀着畸形的繁华。这样的语境不能不对张爱玲产生影响。就家庭的影响来说，她显然是身家显赫，亲族众多，耳濡目染许多前朝传奇和家庭故事。而且张爱玲的家庭既有前朝遗韵，又因为母亲热衷出洋留学的缘故，具有中西方文化纠结混合的复杂气息。因而，张爱玲的骨子里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国的贵族气息，但更多的是学到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再加上张爱玲既和父亲恩断义绝，母亲又时常在国外流连，张爱玲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特立独行、孤傲冷峻的思想性格，故乡与家庭的概念相对淡薄；而梅娘始终生活在中国北方，在长春上学，后有一段时间定居北京。两地虽然也曾沦陷，但中国北方相对来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气息和中国民族的生活习性，没有多少“西化”的迹象。梅娘的家庭也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旧式家庭，保留着农业文明的浓郁气息。父亲是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从底层打拼奋斗获得成功的。他重义气，讲友情，热爱生活，将自己女儿孙嘉瑞视为掌上明珠。尽管他的生命短暂，但他给幼小的梅娘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人间温馨。父亲去世后，他的好友张鸿鹄还代替他照护梅娘的生活，送她到日本留学。这些也许对梅娘的性格形成有所影响。从梅娘几十年面对生活磨难的表现来看，她在文静大气的外表下，有着坚忍顽强的内心，有着对故土家园的珍爱和对友情的渴望。张爱玲与梅娘二人既相同又相异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性格，使她们从大致相同的人生起跑线出发，却分别跑向了不同的终点。
二
不快乐的童年生活使这两位才女聪慧早熟，懂得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当她们开始写作时，她们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性，并且观察与表现的结果也惊人地相同：中国女性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人生，是不幸福的人生，女性的生活沉重而又充满哀怨。不同的是她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表现生活的手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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