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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2）
梅娘自《小姐集》问世以后，1940年又在原来的长春益智书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在此期间，梅娘不顾家庭的阻力，与在日本半工半读的北京青年柳龙光结合，开始了新的生活。1942年，梅娘与柳龙光定居北京，她除担任《妇女》杂志的编辑外，还抓紧时间写作。在北京的几年时间，是梅娘的创作高潮期，她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1943）、《蟹》（1944），长篇小说《夜合花开》在《中华周报》连载，《小妇人》在《中国文学》上连载，写了儿童读物《白鸟》、《风神与花精》、《青姑娘的梦》等。梅娘的写作明显表现着五四时代民主启蒙的成果，她的清醒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社会有着强烈的反叛情绪。但她的创作并不是五四时期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主题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这一相同的思路上有所深化。她在大多数作品中反复强调的是，现代女性即使通过自由恋爱的渠道找到了理想的配偶，也未必能够获得永久的幸福。妇女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还必将面对种种烦恼。梅娘将女性痛苦的根源归结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的地位低下，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始乱终弃的欺骗行为，认为这些是造成女性痛苦的主要原因。在写作的角度上，梅娘所采取的是近距离观察和直接倾诉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痛苦有着感同身受的同情。在梅娘笔下，做了少奶奶的李黛黛（《夜合花开》）并不满意无聊的寄生生活，她发现丈夫在外捧女戏子，花天酒地；已经做了母亲的芬（《鱼》）发现，自己不顾一切建立的小家庭原来危机四伏，丈夫林省民早已结过婚；凤凰（《小妇人》）冲破家庭的阻挠和袁良私奔，却并没有获得理想的幸福，家务繁琐，夫妻吵架，搞得她心灰意冷；玲玲与小翠（《蟹》）生活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孙府，她们早已看清，有钱的男人“只把女人作为玩物”。但小翠因为是下人的女儿，终究没逃脱被男人强占的命运……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写出了她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一批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白玫瑰与红玫瑰》等，结集为《传奇》出版（1943）。在她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也遇到了自己钟爱的男友胡兰成，缔结一段短暂的婚姻。张爱玲接着又写了中篇《创世纪》。所不同的是，张爱玲以一个全知全能的描述者隐身幕后，有点接近《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姑。她采取“参差对照”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女性的生活，“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题记）。她对中国女性精神的解剖近似冷酷，其结论是：因为横亘在中国女性面前的阴暗面太多，不仅阻碍她们获得幸福、快乐，而且浸染了她们的身心，使她们自身也变得精神残缺，而精神残缺的人注定无法获得完美的人生。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曹七巧（《金锁记》）、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白流苏（《倾城之恋》）、许小寒（《心经》）等，哪一个不贪婪、狠毒呢？她们因为太钟爱自己，分不清虚荣与情欲究竟哪个更重要，满足一个便永远期待另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幽怨之中。这几个人物是显现张爱玲创作水平的标志，她们在表现中国现代女性情爱心理上很有典型意义。
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中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白流苏不顾家人的冷嘲热讽，抢了妹妹的对象。又不顾世家小姐的身份，甘心受范柳原的捉弄，不就因为他是华侨巨商的财产继承人吗？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典型形象，她在坐稳了世家大族少奶奶的交椅之后，又想获得情欲的满足，在小叔子姜季泽身上下功夫。碰壁之后，性格变异，成了一个暴戾残忍的虐待狂，容不得别人得到幸福，包括自己的儿女。人的自私、残忍的本性在这个人物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小寒（《心经》）这一少女形象注意的人不多，她也是一个自私、残忍到极点的人。为了她对父亲产生的不健康的爱，她嘲笑、折磨自己的母亲，想尽办法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这根本就是小曹七巧，形同鬼蜮的怪物。在这些描写中，张爱玲早已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用来遮掩本相的虚伪面纱撕去，将人性本质中恶的一面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万分。
相比而言，“南玲”与“北梅”40年代的创作是各具特色的。梅娘的创作饱含青春的激情，对青年女性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腻生动，富有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小说却深邃厚重，犀利老辣，能翻捡出人性深处的污垢，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三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梅娘一家去台湾生活。此间，柳龙光接受了中共北方局城工部的负责人刘仁的委派，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便常常往来于台湾与上海之间。不幸的是，柳龙光1948年遭遇海难，留下了梅娘母女三人，还有梅娘腹中的胎儿。经过反复思考，梅娘没有接台湾国大代表的选票，谢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的邀请，毅然带着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返回故土，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在极左政治思潮肆虐的30年中，梅娘的经历极其坎坷。在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梅娘屡受磨难，被诬陷为“右派”、“日本特务嫌疑”、“现行特务”等，遭到抄家、劳改、开除公职，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生活的磨难中不幸夭折。整整30年时间，梅娘不得不在逆境中锤炼着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她被迫完全中断了写作。
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3）
刚解放时，张爱玲是留在国内的，她以“梁京”为笔名写了《十八春》、《小艾》两部小说，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对新社会欢迎和拥护的态度。前者的女主人公顾曼桢在旧时代被自己的姐姐暗算，做了别人生孩子的工具，丢失了工作，也失掉了美满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时，顾曼桢参加了政府“工作团”，获得了新生。后者描述了丫鬟小艾的故事。旧社会她在席家遭男主人强奸，遭女主人毒打，受尽了折磨。嫁了排字工人冯金槐后，仍然吃苦受罪，几乎死去。熬到新社会，她的日子才有了起色，病也治好了。从来都是远离政治的张爱玲，能在写作时把握这样的政治态度，亦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张爱玲很快设法离开了内地，先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去美国，从此与故国家园割断了联系。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南玲”与“北梅”竟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生活选择，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正是从此时开始，她们的人生追求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
张爱玲居留香港期间写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其审美价值观念和创作思维与前两部作品完全相悖，原因是它们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两部作品都渗入了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像张爱玲的生活态度。《秧歌》是以解放初江南地区农民金根的故事为主线的。乡下丰收，农民却因为交了过量的公粮，没有饭吃，终至闹出聚众抢粮的流血事件；《赤地之恋》共11章，描述青年知识分子刘荃的经历：参加过土改，在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工作过，又在抗美战争前线成了战俘。刘荃之所见所历，好像人间地狱，到处是无情与残忍，背离了起码的生活真实。在乡下，土改工作不讲政策，草菅人命。在上海，政府机关内部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战友之间互相陷害。党内高级干部阴险狡滑，作风败坏……由于两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分明是作者并不熟悉的生活，因而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完全是漫画式、概念式的形象。小说的艺术表现显得苍白而涩滞，丧失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那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格调。这样的作品，不仅美国出版商“不感兴趣”①，张爱玲自己也说结局“惨不忍睹”②。多年以后，当她的朋友建议她写畅销小说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又不无激愤地说：“不！我绝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③ 这表现的分明是一种懊悔的心情。至少，这两本书的写作割断了她同自己的祖国、故乡的情感联系，给她造成了“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奔”的凄凉心态。而她后来的离群索居，又进一步导致她与世态人生的隔膜和创造力的枯竭，造成了难以估价的损失。
出于对电影的喜好，张爱玲不仅常写影评④，而且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创作。先后写过：《不了情》、《太太万岁》（1947）、《情场如战场》（1957）、《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六月新娘》、《人财两得》、《南北喜相逢》（1964）、《魂归离恨天》（1964）、《一曲难忘》（1967）①。
就总体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还是注重揭露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主张民主自由、妇女解放的。不过，与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其剧本在揭露人生本质问题的深度上有所减弱，表述方式也变做了嬉笑怒骂，讽刺调侃。写法上偏重于对话而忽略动作、场景的描绘，接近话剧剧本，整体文学水准有所下降，很有急就章和将就观众的姿态。
四
1978年冬天，梅娘获得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影视中心工作，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她犹如生机勃发的老树，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一下子变得枝繁叶茂，花朵满枝。来不及构思小说，她将满腹的话语汇成散文，奉献给读者。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