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雨顺的季节一下子变得枝繁叶茂，花朵满枝。来不及构思小说，她将满腹的话语汇成散文，奉献给读者。她的《为什么写散文》仿佛是一篇宣言，述说了她新的写作追求：“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渴望坦诚的心灵、渴望向善的物事、渴望深邃的爱情，等等等等。”篇末缀上“一九七九 蒙难结业”的字样，预示着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梅娘的散文创作就像储量丰富的宝藏，一经开采便喷涌不止。她写过风采各异的游记文章，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汇于笔下：《草原记行》、《云南之旅》、《春城游》、《正定怀古》、《人家尽枕河》、《知音寄语》、《打边炉》等；她写过对文坛故交的珍贵回忆，“为被历史误认和遗忘的人物作见证”②：《我与张爱玲》、《萧红笔下的女人》、《赵树理与我》、《一段往事——回忆赵树理》、《北梅说给南玲的话》等；她还写过大量的自传体散文《我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大学生活》、《我与日本》、《长春忆旧》等。近年来，她还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釜屋修研究赵树理的论著《玉米地里的作家》，写了中篇小说《依依芦苇》……
梅娘的笔力越发优美流畅，充溢着勃发的激情。她曾殷殷寄语一度与自己同名，已经离开人世的张爱玲：“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① 显示了她的睿智和热情。
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4）
梅娘的朋友越来越多，她时常怀着友好的情愫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帮助那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中外学者、学生们了解上一世纪文坛的情况，弄清一些历史问题。她的心境平和，生活充实。看到她的人都不相信她已经80高龄了。梅娘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外孙女婿曾多次邀请她到国外定居，但梅娘在赴加拿大探亲后，又回到北京。她在散文《远方的思念》中谈到这个问题：“我权衡者再，却怎么也不想离开这片我血泪浸染的沃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沃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梅娘这样依恋她脚下的土地，不是淡忘过去的苦难，而是出于她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她曾说，多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灾难，不是个人的灾难，而是民族的灾难，你既是民族的一个成员，你就躲不过去。所以也没有必要老纠缠这些事②。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差不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仍在写作，除零星地写一些短篇如《色戒》等以外，她的工作中心便转移到改写旧作、翻译旧小说、研究旧小说这三方面来。她将《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将女主人公顾曼桢参加新中国政府工作团的结尾砍掉了。她又将吴语方言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她还把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体会汇集出版，定名为《红楼梦魇》。这些工作，虽然有价值，但远不如她早期小说创作那样引人注目。
因为离群索居，张爱玲晚年生活的详细状况鲜有人知。根据研究者近年来披露的资料来看，她的生活并不宽裕，谋生也不容易。1966年张爱玲曾致信夏志清：“收到十日的信，对于我找工作的事实在费心，我确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③1961年秋天，张爱玲为搜集创作材料曾有过一次台湾之行。据当时陪伴她的王祯和25年后回忆，当她听到丈夫赖雅先生得病的消息，并没有立刻回去。打听到他病情还稳定后，依原计划返回香港写电影文学剧本。“那时她若回美国，钱只够到洛杉矶，回不到波士顿”①。张爱玲在写给她惟一的弟弟张子静的信中也提到经济问题：“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② 名门之后，一代才女，后半生的生活竟如此拮据艰难，实在令人扼腕。
“南玲”与“北梅”在不同的语境下生活和写作了几十年，她们都经历了无数坎坷的人生遭遇。她们的人生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体验是否幸福？这似乎是很难参透的人生玄机。但不论她们生活得是否如意，也不论她们的人生选择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可贵的是她们奋斗过，她们创作过，她们的作品已经被无数人欣赏和议论，给予无数人以启迪和激励，这才是重要的。作为读者和后人，我们不应忽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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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梅娘的信
文／韦泱
与梅娘前辈联系约有三四年光景，却缘悭一面。每每收阅她的来信，我从心底喜悦，绵绵素笺在手，小心翼翼奉若神明。
梅娘的信，一概书写在四百格的稿纸上。然而她没有受格子的束缚，去一字一格循规蹈矩，而是随意地一行行书写着，那浅浅的绿色方格，映衬出文字的灵动与流畅，显出了深淡相宜的视觉美感。再看字体，一笔端庄、清秀的钢笔行书，大小搭配相宜，既不呆板地一笔一划，又不潦草得龙飞凤舞。可以看出，书写者的心态是那么恬静、安闲，飘逸中透着沉稳，老练苍劲的笔触，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与坚韧。
读梅娘的信，觉得她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坐着与我唠家常，倾吐着她的肺腑之言。那么谦逊和内敛。读着读着，我的心渐渐地宁静下来，完全沉浸于她的叙述所营造的氛围之中。
一次，梅娘看到我有关淘书的文章，来信谈到：“你的文章，我读了又读，似乎看到了曲腿俯背正在淘书的你，触摸到你执拗于‘心之所善’的淘书情思，你的‘淘书辛苦’讲述的故事，真的令人长久咀嚼，这是生活的韵味。”讲得太贴切了。文字中没有空洞的表扬，廉价的赞美。有的只是一个前辈读书人，对后学如我淘书辛苦的切肤体味。对我的鼓励与鞭策，不着一字，尽在不言之中。
又一次，梅娘看了我写丁景唐与方平的文章，题目为《两个曾经的诗人》，就顺势阐发其内心的感慨：“年华随风而去，看到的是诗情沉积了下来。这种沉积便是景玉公（丁景唐）与诗人方平在文学史与翻译史的尽力。我以为：写诗既是抒情又是言志，峥嵘岁月中，豪情迸发进而为诗；知命之后，情绪转韧从而为文，合乎情感的走向与诉求。君以为然否？”梅娘是小说家，我惊异于她何以对诗有那么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感怀与妙论，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梅娘从国外探亲归来，不忘在信中寄赠我精美的异国邮票，并附言道：“两枚小邮花，是我在加拿大买的，松鼠和小鸟合力装点‘快乐’。”这不能不让人倍感温馨，感到生活中的袅袅诗意。梅娘的细心、温情，让人觉得无懈可击。亦觉得世界的美好，友情的珍贵。
梅娘，本名孙嘉瑞。因此，落款往往就是本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她写作并出版了《小姐集》、《第二代》、《鱼》等作品集，那时在南北沦陷区内，最出名的当推张爱玲、梅娘，时有“南张北梅”之称。梅娘的小说，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注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丑恶的时流，亦燃起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其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述风格，是中国文坛难得的品格。读梅娘的小说，与读她的信令人有异曲同工之感，那内在的神韵，是一脉相承的。
读手边若干梅娘来信，总觉得不过瘾，就格外注意收集她的其他书信，尽可能地复印来一读为快。
那封她从国外寄给北京同样八十多岁的女诗人成幼殊的信，表示她即刻要回国的信念：“我预定从温哥华直飞北京，又一次作了候鸟，多么难以折断的故国情深。我已经老迈年高，来异国之前，希望亚热带的阳光，能够延缓下肢的僵直，实在是匪夷所思。柳青劝我留下来，我还是想回去，鲁迅先生上世纪廿年代发表的宏论：‘老的不能拖着小的’。是我的座右铭。”
多么执拗、豁达，而又善解人意。
前时读梅娘给出版家、现代文学专家丁景唐先生的信：“北京叶落纷纷，已入冬令，比邻的农科院大院，红枫灿火，黄栌闪金，玫瑰仍在绽放，一朵朵，有洁白的，有粉红的，更有鹅黄的，初冬美景如画。”简直可作优美散文诵读。
其实，梅娘的信，全可当作美文赏阅。她娓娓道来，谈她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谈读书，谈友情，谈人生，一任无羁的思想在稿纸的原野上奔驰。既信手拈来，又涉笔成趣。信写到如此份上，真叫绝了。谈到写信，梅娘在给女作家丁言昭的信中，亦有精到的话语：“屏幕短信成了时尚，老朽的我，依然不习惯，一来是眼睛嫌累，二来是打字特慢，又在五笔和拼音之间徘徊。我喜欢看着手写的字从笔尖流淌出来，那是我的休闲，是我的娱乐，够‘农耕’的吧！”
亏得梅娘有如此深的“农耕”情结，才能使我们从她的书信中，饱啜手写文字的琼浆玉液。时下，有专家呼吁，要抢救民间书信。这不仅是历史的印痕，亦是文化的积淀。而梅娘的信，充满意趣与情致，是书信中的佳肴醇酿。平素读各色来信，可见各人的性格，有的人喜长篇大论，噜苏似有不着边际之虞。有的寥寥几行，似乎有要务急事催着他。而梅娘的信，即使只一、二页，读来觉得神定气匀，意蕴丰厚而韵味悠长。梅娘的信，是我读到的最令人倾心的信，最值得保存收藏的信，亦是最可玩味的信。85岁的梅娘，依然以给友人写信为乐。这是前辈作家的翰墨书信留下的手泽，从今往后，渐成绝响。那么，谁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