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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火车，没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大哥问我带没带档案，我说没有，都被我烧掉了。当时我想我一个人没有地方生活了，档案还有什么用呢，一大包档案就被我放到火炉里烧掉了。原先我还真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记录：什么地主思想啦，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永不改变啦，什么目无组织啦。真是吓死人！大哥又问我有没有介绍信，我说介绍信还不好说，我自己写一个就好了。就这样，报了一个临时户口，我在鞍钢作了两个月的小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低，有四十多块人民币。那时候旧币已经改成新币，是第一套新人民币。
身边有了一点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说。因为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时就已经想到了最终目的是要到香港来。1957年6月，我到了上海，那里鸣放正是最火热的时候，也是环境宽松的时候。 7月份，反右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香港去，相信我的就参加，费用只能用港币支付。”那时候哪有港币呀，就有人问他到香港之后再给行不行，也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反正有的行，有的不行。我属于可以的那一类，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在北火车站集合。
上了火车，一路到了广东，到广东之后，又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临海的小地方。那人把我们七八个人弄上一艘很窄的运菜的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七八个人是怎么挤进去的。我们白天上船，到了天黑的时候才把大家放出来透透气，远远地看到海面上有灯光，又马上挤进去。再下船的时候，已经到了香港。
带我们到香港的那个人跟我讲：你不会讲广东话，独自不要开口，一句话都不要讲。他给了我一包黑猫牌香烟，告诉我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拿烟假装抽烟，别人看到我抽黑猫香烟就不会怀疑。然后他问我我家在哪里，他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只收了一百五十元港币，还帮我拿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百五十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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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之后，家中地方很小，妈妈马上带我去买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睡觉，白天收拾起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找工作，做过很多杂工，最累的就是风镐，当时香港普遍的工资是一天三块钱港币，但是风镐可以达到一个小时两块钱。我身体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时间再长了就吃不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4）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二十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台湾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著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大家各自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就发表出来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个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看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做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从没有被人家退过稿。1959年，《文汇报》上面讨论一个小说，因为《文汇报》是一个左派报纸，他们拼命批评一个小说，我就为那个小说打抱不平，结果我的文章也被登了出来，我连稿费就不敢去拿。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有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真报》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维持生活了。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五十五块钱。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高利贷很厉害的，借一百块钱，每天要还五块钱还一个月；还有一种是九赊十三归，就是你借一百块钱，他们只给你九十块钱，但是到了月底还账的时候要还一百三十块。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见了我就跟我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他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5）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两千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刊的。
《真报》是一个极右派的报纸，极端反共，《明报》则表示中立。有一次金庸在《明报》上说《真报》“只顾反共，不顾事实”。我写文章和金庸论战，说“我们既顾事实，又顾反共。”那时候《明报》创刊已经接近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的报纸让我写稿。《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面。”查太太大笑，这个镜头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
和金庸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我现在记不得了。那时候，我们那帮联系起来的几个南来香港的青年，经常在一起喝下午茶，谈天说地。当时有张彻、董千里、萧适楼等等，金庸有时候也参加。张彻那时候还没有做导演。最近见到金庸，我跟他感叹：“那时候经常聚会的人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想了半天说：“刘以鬯。”但是刘以鬯那时候很少跟我们来往。我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性格比以前活泼了很多。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了。”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不是说我搬回来你就不去英国了吗？”他说：“我有说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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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彻的剧本差不多都是我写的，所以有个对子说“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为金庸续小说”。我和张彻的交往太早了，那时他三十来岁，穿一个花衬衫，头发吹成卷的，个子又高，真是神气！张彻是个非常出色的文人，书法、作曲什么都能干。那时候我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