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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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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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攥着医院的诊断书,头上挂着吓出的汗。 
  刚才医生说得很肯定,这个病不能等,最好马上做手术。术后再做切片化验,但愿不是恶性的。 
  为什么会得血管瘤?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长期心情压抑,憋的。马上回国吗?不行,半途而废,如何见江东父老。马上在这里开刀,继续学业?摸摸自己的口袋,这一年来,一小时、一小时攒出来的辛苦钱刚够交大学的入学金和上半年学费。 
  咬咬牙,我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贪便宜的结果是手术失败,坏东西没全拿干净。不幸中的万幸,切片的结果是良性,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我第二次从日本红十字医院的手术室被推出来前,医生带着血手套,掌心托着一块鸽蛋大的石头和一串小石头给我看,“刚取出来的,放心吧。”半昏迷中,我只记得那块石头粉红色、半透明、很好看。 
  医生将他们放入铁盘时,“当啷”一声很清脆。我心里也石头落地。 
  回到病房,麻醉药性过后,我疼得死去活来。心里哭喊着:“姥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病房里灯光昏暗,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姐姐和朋友度假去了。陪伴我的只有透过窗帘射进来的温柔月光。我一动也不能动,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迷迷糊糊地望着天花板,我疼得睡不着。即使不疼我也睡不着,在这儿住一晚上要花多少钱呀!两次手术费几十万转眼就没了。大学的学费怎么办?我的大脑还在计算着各项费用,快算出结果的时候,又迷糊了。放弃吧,两行泪滑到枕头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吗?”我突然感到很饿,饿得发慌,更想姥姥,想她做的好吃的饭菜。她知道我生病,一定会亲手炖好浓浓的乌骨鸡汤,喂给我吃。来日本这一年,别说乌骨鸡了,就连一只完整的鸡都没见着,超市里都把鸡分成各个部位,洗得白白净净的摆在货架上,哪有国内的农贸市场里被人追得满街跑的鸡来得美味。那一夜迷迷糊糊中,我回到了北京,看见了姥姥…… 
  禁不住我的一再恳求,医生只好让我提前出院回家静卧。妈妈偷偷跑出来看我,她看着仰面平躺的小女儿,心疼得不知所措。握着我的手,妈妈眼睛里带着歉意。我挤出笑容给她,“没事的,放心吧!”妈妈给我带来一个大西瓜,2000日元买的,用光了她一个半月的津贴。对我们来说,在日本吃西瓜是件奢侈的事儿。妈妈把西瓜切开,放半个在我的床头,里面叉上一把勺子,“饿的时候自己挖着吃。”按当时的纪律,妈妈只能马上返回分社。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真想拦住她,“再多陪我一会儿,好吗?妈妈……” 
  每天晚上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 
  等我能站起来去学校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还好,在动手术前,我已经通过了一所私立大学的考试。私立大学需要每年120万的学费,为了挣到这笔钱,第二次手术后刚刚出院,我就又开始打工。 
  这天,餐馆里客人出奇的多。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走了两趟,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脚像踩在棉絮上,似乎没有落地,我很怕自己脚步不稳,摔了托盘,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死死地擎着托盘。随着我一趟一趟地走来端去,感觉盘子的重力一点点地集中压在了刀口的位置。我头上的汗珠开始大滴大滴地往下淌。这时的伤口像撒盐一样钻心地疼。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会让我丢掉饭碗。别人会同情你,但没人会原谅一个拿钱却不能做事的人。我必须带着微笑面对每位客人,做出轻松热情的样子。 
  回到家,手已经疼得抬不起来了。姐姐帮我脱掉外衣,她惊叫起来,纱布上已经浸透了血水,当她把纱布一层层地揭去,看到原来缝合已经长肉的伤口,竟然像两片翻开的嘴唇,伤口撕裂了。她流着眼泪为我消毒,贴上新的纱布,我用牙咬着惨白的下唇,疼得冷汗直冒。到医院重新做了缝合。 
  挣不够学费,我就只能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餐馆,继续端我的盘子。虽笑脸迎人,但手中的托盘却重似千斤。强体力劳动使伤口无法愈合,血水、脓水和纱布粘在一起,每天晚上回家,姐姐帮我处理化脓的伤口。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姐姐心疼得落泪,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每当作决定的时候,这段生活经验总给我勇气,有了这番经历,我相信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没有什么会比在日本这段生活更困难了。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羡慕现在那些靠家里供给,在国外毫无压力、一掷千金的留学生。有时,生活越富足,越容易生出更多的抱怨,回到国内,什么都看不惯,什么也做不来。 
  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而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和意志。父母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让我很早就知道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要有对金钱、物质、欲求的自制力。 
  我在日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在每天上学和打工的劳累中我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在120万日元学费这个天文数字面前,我犹豫过。 
  但性格即命运,乐观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扫厕所,还是在术后伤口撕裂的疼痛中端盘子,我始终都怀有良好的愿望,这是我30年的人生最重要的体验,每天心平气和地去感受细节,点点滴滴都会成为生命的财富、生活的动力、生存的价值。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     
姥姥最恨日本鬼子     
  我的乐观是从姥姥那里学来的。 
  她总能从困难中看到机会,而不是在机会中看到困难。 
  姥姥一生宽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记忆中有很多抹不去的关于日军的暴行。出国前,我曾怯怯地问:“姥姥,您的小哥哥就是因为他抗日,被日本人烧死的。我去那里,您不生气吗?”姥姥笑了,“鲁迅还去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呀!”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88岁的姥姥和一个保姆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爸妈妈工作任期已满,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这个家有人回来。但没过多久,她就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劝她,在北京已经住了20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坚持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夜里常会有人死去 
  没想到,姥姥回上海不久就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经济很拮据。得知姥姥发病,我第二天就飞回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两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都变色了,很累的样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地睁开眼。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已经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我脸上有些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再也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可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会有人死去,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寒热痛(一种能产生热量的袋子),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和暖和。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身体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自己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所有的能力和资本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病榻前,姥姥睡觉的时候,我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她醒来的时候,我就朝她一直轻轻地笑。姥姥瘦弱的身体在顽强地和病魔斗争着,她清醒的时候经常轻声对我和妈妈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促我回日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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