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攥着医院的诊断书，头上挂着吓出的汗。
刚才医生说得很肯定，这个病不能等，最好马上做手术。术后再做切片化验，但愿不是恶性的。
为什么会得血管瘤？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长期心情压抑，憋的。马上回国吗？不行，半途而废，如何见江东父老。马上在这里开刀，继续学业？摸摸自己的口袋，这一年来，一小时、一小时攒出来的辛苦钱刚够交大学的入学金和上半年学费。
咬咬牙，我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贪便宜的结果是手术失败，坏东西没全拿干净。不幸中的万幸，切片的结果是良性，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我第二次从日本红十字医院的手术室被推出来前，医生带着血手套，掌心托着一块鸽蛋大的石头和一串小石头给我看，“刚取出来的，放心吧。”半昏迷中，我只记得那块石头粉红色、半透明、很好看。
医生将他们放入铁盘时，“当啷”一声很清脆。我心里也石头落地。
回到病房，麻醉药性过后，我疼得死去活来。心里哭喊着：“姥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病房里灯光昏暗，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姐姐和朋友度假去了。陪伴我的只有透过窗帘射进来的温柔月光。我一动也不能动，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迷迷糊糊地望着天花板，我疼得睡不着。即使不疼我也睡不着，在这儿住一晚上要花多少钱呀！两次手术费几十万转眼就没了。大学的学费怎么办？我的大脑还在计算着各项费用，快算出结果的时候，又迷糊了。放弃吧，两行泪滑到枕头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吗？”我突然感到很饿，饿得发慌，更想姥姥，想她做的好吃的饭菜。她知道我生病，一定会亲手炖好浓浓的乌骨鸡汤，喂给我吃。来日本这一年，别说乌骨鸡了，就连一只完整的鸡都没见着，超市里都把鸡分成各个部位，洗得白白净净的摆在货架上，哪有国内的农贸市场里被人追得满街跑的鸡来得美味。那一夜迷迷糊糊中，我回到了北京，看见了姥姥……
禁不住我的一再恳求，医生只好让我提前出院回家静卧。妈妈偷偷跑出来看我，她看着仰面平躺的小女儿，心疼得不知所措。握着我的手，妈妈眼睛里带着歉意。我挤出笑容给她，“没事的，放心吧！”妈妈给我带来一个大西瓜，2000日元买的，用光了她一个半月的津贴。对我们来说，在日本吃西瓜是件奢侈的事儿。妈妈把西瓜切开，放半个在我的床头，里面叉上一把勺子，“饿的时候自己挖着吃。”按当时的纪律，妈妈只能马上返回分社。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真想拦住她，“再多陪我一会儿，好吗？妈妈……”
每天晚上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
等我能站起来去学校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还好，在动手术前，我已经通过了一所私立大学的考试。私立大学需要每年120万的学费，为了挣到这笔钱，第二次手术后刚刚出院，我就又开始打工。
这天，餐馆里客人出奇的多。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走了两趟，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脚像踩在棉絮上，似乎没有落地，我很怕自己脚步不稳，摔了托盘，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死死地擎着托盘。随着我一趟一趟地走来端去，感觉盘子的重力一点点地集中压在了刀口的位置。我头上的汗珠开始大滴大滴地往下淌。这时的伤口像撒盐一样钻心地疼。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会让我丢掉饭碗。别人会同情你，但没人会原谅一个拿钱却不能做事的人。我必须带着微笑面对每位客人，做出轻松热情的样子。
回到家，手已经疼得抬不起来了。姐姐帮我脱掉外衣，她惊叫起来，纱布上已经浸透了血水，当她把纱布一层层地揭去，看到原来缝合已经长肉的伤口，竟然像两片翻开的嘴唇，伤口撕裂了。她流着眼泪为我消毒，贴上新的纱布，我用牙咬着惨白的下唇，疼得冷汗直冒。到医院重新做了缝合。
挣不够学费，我就只能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餐馆，继续端我的盘子。虽笑脸迎人，但手中的托盘却重似千斤。强体力劳动使伤口无法愈合，血水、脓水和纱布粘在一起，每天晚上回家，姐姐帮我处理化脓的伤口。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姐姐心疼得落泪，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每当作决定的时候，这段生活经验总给我勇气，有了这番经历，我相信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没有什么会比在日本这段生活更困难了。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羡慕现在那些靠家里供给，在国外毫无压力、一掷千金的留学生。有时，生活越富足，越容易生出更多的抱怨，回到国内，什么都看不惯，什么也做不来。
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而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和意志。父母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让我很早就知道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要有对金钱、物质、欲求的自制力。
我在日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在每天上学和打工的劳累中我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在120万日元学费这个天文数字面前，我犹豫过。
但性格即命运，乐观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扫厕所，还是在术后伤口撕裂的疼痛中端盘子，我始终都怀有良好的愿望，这是我30年的人生最重要的体验，每天心平气和地去感受细节，点点滴滴都会成为生命的财富、生活的动力、生存的价值。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
姥姥最恨日本鬼子
我的乐观是从姥姥那里学来的。
她总能从困难中看到机会，而不是在机会中看到困难。
姥姥一生宽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记忆中有很多抹不去的关于日军的暴行。出国前，我曾怯怯地问：“姥姥，您的小哥哥就是因为他抗日，被日本人烧死的。我去那里，您不生气吗？”姥姥笑了，“鲁迅还去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呀！”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88岁的姥姥和一个保姆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爸妈妈工作任期已满，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这个家有人回来。但没过多久，她就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劝她，在北京已经住了20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坚持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夜里常会有人死去
没想到，姥姥回上海不久就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经济很拮据。得知姥姥发病，我第二天就飞回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两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都变色了，很累的样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地睁开眼。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已经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我脸上有些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再也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可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会有人死去，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寒热痛（一种能产生热量的袋子），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和暖和。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身体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自己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所有的能力和资本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病榻前，姥姥睡觉的时候，我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她醒来的时候，我就朝她一直轻轻地笑。姥姥瘦弱的身体在顽强地和病魔斗争着，她清醒的时候经常轻声对我和妈妈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促我回日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