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我平时记忆力很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旁边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我突然想，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哭，周围人在笑；
人走的时候，周围的人在哭，他在笑。如果我这一辈子能这样就好了。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已经见怪不怪了，“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真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种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我给姥姥按摩时，她瘦得那一把骨头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的时候才肯离开。每天这里开门我就来，坐在这儿陪她，关门才走，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
半年后，姥姥入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入土的墓园。送束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觉得另一个世界是那么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但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之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呢？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的时候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50万人跟我一起说（1）
“那个在午门跳舞的女孩就是你？”
幸运总是在忘了它的时候来临。
从上海回到东京后，姥姥的逝世仍留给我无尽的哀痛，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动辄流泪，上课发呆，在店里也经常魂不守舍地摔盘子摔碗。大学二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叫修建的朋友打电话给我，“NHK（日本广播协会）的《中国语讲座》正在招人，你要不要试试？”
修建在国内是个演员，到了日本一直在NHK做事。在我们看来，他实在有些高高在上。电视台的大楼很干净，打扫起来应该不费力，时给也会高一些。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打工、生存、念书就是全部的生活内容，于是，我再次穿上那套蜡染衣裤，准备去电视台碰碰运气。
我跟修建约在NHK大楼前见面，大楼的灰玻璃晃得人眼晕。楼旁停着大型的转播车，门前握着稿子、挂着牌子、提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奔来跑去，这种情景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儿见过？
“做梦呢吧！”
我近乎粗暴地打断了自己的思维。别给自己太多的希望！日本是个多么现实的地方，在这里的一年时间，我已经把自己训练得刀枪不入了。
“朱迅。”
修建来得很准时，来日本久了的人都很守时。他随便登记了一下，就进了大门，“NHK的门口比中央电视台管得松多了。”
我一边想着，一边穿过曲曲弯弯的过道，修建把我带到一间小屋里，嘱咐了几句，匆匆地走了。他在圈内是名人，时间自然十分宝贵。
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待着穿工作服的“领导”来面试。迄今为止，这种场面我已经历了五六回，还算老练。加上我现在的日语很流利，刚刚20岁的我一般是攻无不克。不一会儿，门“吱扭”开了，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日本人手中拿着一摞稿子；低头走了进来。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他声音温和，在我对面坐下。“我叫宫本，你的履历可以先给我看看吗？”
他伸出手，我却愣了一下。以前招工的面试从没要过履历。
“对不起，我不知道要带履历。”
心里一凉，“黄了，第一印象就搞糟了。”
“那你说，我记一下。”
宫本还是很温和。问清姓名、性别、年龄之后，他放下笔，向后靠了靠，“你以前做过电视吗？”
心中一沉，回避了好久的话题。
来之前真没有问清这里的职位需求。我的打工经历从清扫大楼到饭店端盘，也算有相当经验了。什么岗位已无所谓，只求付出了时间、体力之后所得的报酬高一些。宫本定睛看着我，我鼓了鼓勇气，“我在中国拍过电影，也主持过青少年的电视节目。”
“噢，什么电影？”
宫本很感兴趣。
“《摇滚青年》。”
我的声音极低。
宫本显然吃了一惊，细细打量我，重复确认，“那个在午门跳舞的女孩就是你？”宫本在疑问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我心里像经历了不知多久的冻土开始解冻，说不出什么样的感受，像酸楚又不全是。
《摇滚青年》在NHK的《亚洲剧场》栏目中曾经播放过好几遍，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一个星期天，偶然打开电视，我看见自己在电视里叽里呱啦用日语说得正欢。配音还真不错，就跟我自己说的一样。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跪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抱着一个9英寸的黑白电视，看着在自己成长中有着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影片，痴想着时光是否可以倒流或者快进。
“我们从4月将开始新学年的《中国语讲座》，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宫本把我送出门的时候握了一下我已经被洗碗液泡得很糙的手，“一起加油！”
他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日本人喜欢乖巧的女孩
像做梦一样，我竟然成为了NHK《中国语讲座》的主持人。当我第一次走进NHK的演播厅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阔别多年的那份感觉又回来了。摄像机，闪光灯，麦克风，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3年了，我一直把这个梦藏在心里，不去想，也不敢想；
此时此刻，站在主持台前，真是恍若隔世。心中的那团火又燃烧起来，我要在这里完成我在北京没能完成的梦想！
《中国语讲座》的活儿对我来说轻车熟路，主要是演绎节目中的情景剧以及示范标准的汉语发音。搭档钱波出国前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戏好自然不用说，难得的是长得很有特色。演起受气包来，那叫一个委屈。
更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收视率不错，人气指数仅次于《英语讲座》。NHK教育台能有如此高的关注度，是与社会的整体意识分不开的。重视教育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三步曲”之一。从1973年开始，日本就推行
“终生教育”，提倡全民学习，建立学习型社会。
50万人跟我一起说（2）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这样的背景下，NHK的《中国语讲座》，成为了希望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关注的窗口。当时，全日本学习中国语的有将近100万人，坚持跟NHK学习的有50多万人。日本人学习的认真劲儿很让人佩服。有一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追着我反复问，“‘吃饱了吗？’和‘吃好了吗？’到底有什么区别？”他眼中的那份执着感动得我毫不犹豫地把盒饭推到了他的面前。
还有一个日本大学生告诉我，他上高中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中国语讲座》，被如此好听的发音一下子吸引住了，从此以后就一直跟着学，并且报考了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北京就职。他感谢我让他爱上了中文，爱上了中国，在他面前展开了这样一片美丽的天地。
我做的事情能影响人一生的选择，这种成就感不是金钱所能代替的。我当时20岁出头，满脸学生气，特爱笑，日本人在外型上比较喜欢这种乖巧。这个阶段对我非常重要，是奠定我个人形象的关键时期。一年后，我就确立了在NHK《中国语讲座》中的固定位置。一直做到离开日本。
日本艺能界瞬息万变，新人层出不穷，作为明星的朱迅在从银幕上消失后，也许不久就会被淡忘，但作为一个老师，却会有久远的影响。回国后，有一次在北京三里屯酒吧，一个日本青年认出我后马上深深一躬，“朱先生，谢谢您的指点！”
在日本只有很受尊敬的三种人才可以称“先生”：议员、医生、老师。
不久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还做过一个教外国人说汉语的节目《快乐中国》，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主持人似乎有些滑稽，但我在日本电视的起点就是教中文，所以我会天天怀着激动的心情，对着镜头慢悠悠地说：“请问，一斤螃蟹多少钱？一斤虾呢？”
从未有过的明星待遇
我一咬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一天中午，NHK同事有一个小型商务餐。我们相约在一个很讲究的日本料理店。到了点儿，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其中有一位日本老太太我不认识。她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总带着谦和的笑容。落座介绍后，我才知道她叫本间，是SKY制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