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我有些不好意思换泳装了。只好“假装传统”,“我是中国人,不习惯……。”无论到哪儿,这都是我最好的护身符。
回校的时候,麦克让我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招摇过市”。好不容易到了宿舍楼下,车还没停稳,我满脸通红地急着往下蹿,腿正好贴在滚烫的排气管上。一丝青烟冒起,小腿肚上一片焦糊。“没事。”我一瘸一拐地往楼里跳。
烫伤疼死人!
不到1小时,我的小腿上就起了巴掌大的水泡。向老师请了假,独自躺在床上。窗外一只叫不出名的大鸟站在树尖上扯着脖子喊我。探头一看,楼下那一抱一抱郁郁葱葱的大榕树下,背靠背坐着一对金发碧眼的情侣,他们一面读书,一面不经意地等着头上的树叶随风而落。这一刻,时间静止了,你也静止了,只希望太阳不要过早地落到坡那边去。
剑桥的美都让徐志摩给说尽了,难得的是这份静。让人心满意足的静就像它绕城而过的小河。如果不是受伤,这个时候,几个不同肤色的同学会共租一条小船,摇摇晃晃地荡过整座小城。
“砰、砰”轻轻的敲门声,几个日本女孩出现在门口,日本人的团队精神走到哪里都让人佩服。我日语好,所以被她们当成了“自己人”。这几个日本女孩虽然很少跟其他国家的同学打交道,但是她们的话题从没离开过各国的“帅哥”。剑桥的俊男靓女的确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英国绅士的高贵、法国男孩的浪漫、意大利小伙的热烈和非洲贵族的神秘……
他们看我们新鲜,我们看他们也有几分传奇。
有一次全班去郊游,同坐的意大利男孩得了思乡病,“我每天都在想意大利的PIZZA(比萨饼)!”男孩用力吻了一下自己的五个指尖。馋得我直咽口水。忽然想起《教父》里的血腥场面,“真可怕!”我心有余悸。他歪着头,“你看我怎样?”“很正常。”“我的家族就是黑手党。黑手党有很多种……”他收起笑容。我再也没敢多看他一眼。
几个女孩子又在谈论尼克拉丝,他是一个法国男孩。在班上英语最棒。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一下子愣住。太像费翔了,只比费翔更老外些。“麦克是不是喜欢你?”“费翔”常拿我打趣,喜欢看我红着脸逃开。“砰、砰”又是轻轻的敲门声。尼克拉丝拿着一根笛子出现在门口,几个女孩吃惊地看着我,我吃惊地看着他,“你今天没来上课,我想拿笔记给你……”他的脸比我还红。
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美味的一餐
剑桥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那里的学生食堂是我至今仍不愿多想起的地方。每天大师傅变着法儿地做出的煮土豆、煎土豆、土豆泥、土豆饼……让我和土豆的“仇”就此结下。
剑桥让我跟土豆结了仇(2)
终于有一天,我们几个亚洲同学对学校食堂的忍耐程度到了极限,罢吃!但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好在我们的经济实力都还过硬,兵分几路上街觅食。前方传来好消息,发现一家中餐外卖店。其实这家店离宿舍楼只需步行15分钟,我竟然不知它的存在,白白啃了几个月的酸土豆。
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那里,一进门,铁锅铁勺的碰撞声几乎让我落下泪来。接下来的炒饭香让我的口水淌了一地。前面还有两个老外排队,这种等待对我来说如同煎熬。为了顾及中国人的颜面,我努力克制自己要扑上去的冲动。
终于捧着蛋炒饭出门,回宿舍还要十五分钟,再也忍不住了,筷子目标太大,我趁路人不注意,把手伸进滚烫的饭盒里,拈出一把米就着指甲缝里的鸡蛋,胡乱塞进嘴里大嚼。满足得如同天下最幸福的人。回到宿舍,饭盒已被手指刮得干干净净。就像刚洗过一样。
如果你问我迄今为止,吃到最美味的一餐在哪里?那一定是在剑桥的路上。
回日本后,还是会时常想念剑桥。几番梦回,醒来才发现记忆深刻的是最单纯的情愫。第二年的圣诞节,我独自一人再去欧洲,第一站是法国。
到了巴黎才知道,法国工人正在举行全国大罢工。几乎所有的交通运输都已瘫痪,我被困在巴黎,原本的法国的浪漫之旅全都无奈地支持了工人兄弟的阶级斗争。有人说,巴黎性感得让人血脉沸腾,我却觉得它冷艳得让人灰心丧气。
那是个圣诞节之夜,我一个人坐在凯旋门下,数着路人匆匆的脚步,奔向各自的家。突然间整条街亮起来了,香榭丽舍的圣诞树通明,太美了,我茫然地站起来,不知道该去哪里?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白了孤独的滋味……这种感觉一旦交往,必定终生不忘。它会冷不丁溜进你最软弱的地方,暴打一顿,还赖着不走。被孤独袭击的人,就像低血糖突然发病,浑身冒汗、手发颤、脚冰凉。
谁是那块救命的巧克力呢?
这次是我第三次去欧洲,加上了“公差”的堂堂正正,虽没有我学生时代一个人旅行的自由浪漫,但它是我与《正大综艺》的暂别之作。飞机和黄昏一起,马上就要降落了,这一站是瑞典。
在瑞典与狼“亲热”(1)
极地雪橇的刺激不是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到
“今天你们好运气,刚到就碰见‘晒白鱼’。”
“什么是‘晒白鱼’?”
“就是晒太阳,脱光了晒!”
车上的人一下子精神了,个个都瞪着“英俊”。
“英俊”是我给起的外号,他个儿不高,上海人,长相还算清秀。只因他有一个难记的名字跟“英俊”音似,故而得此美名。“英俊”在瑞典已经住了10多年,当我们向瑞典旅游局提出需要个中文导游时,好几个白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他,看来他在瑞典的人缘不错。
“英俊”来接我们的时候,正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温暖冬日。虽说是正午,但我们换乘了几趟飞机,每个人都困得睁不开眼。去往饭店的路上,“英俊”神神秘秘,他接着说:
“这个季节瑞典的日照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晴天又很少,所以一出太阳,就有好多人到公园里脱光衣服晒日光浴。因为都是白人,所以这儿的华人都称之为‘晒白鱼’。”
真有这样的事?紧盯着路边一片片草坪中晃动的白影。
真有!还是一对!好,转过身来了!两位老人家朝我们笑。
次日清晨6:02,脑子突然清醒,因为总要面对那么多心态轻松、期待很高的观众,不论走到哪里,我的心都像拴着一个上了弦的陀螺。我诧异,它的动力消耗着我的时间和精力,是我停不下来的魔。其实上弦的钥匙就攥在手里,自己却在冷眼旁观,“小样儿,累不死你!”
想起昨天的“晒白鱼”,一切是那么的宁静,静得自己那份上进的心都懒洋洋的……自然的东西,总是让人从忙乱中放慢脚步,调整呼吸。谁愿意把自己圈在一个小世界中,越来越紧地捆绑自己的思维。放眼看吧,每个地方、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风景,这个世界很大、很大。
进入北极圈是我从前不敢想的。更何况是搭乘“东方快车”进入极地!
没错,正是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那辆超豪华列车。那曾是儿时记忆中极尽恐怖和奢华于一身的场所。一上车,我马上提高警惕,观察每位服务生谦恭的背后是否暗藏“杀机”。一早起来,发现自己毫发未伤,不禁暗笑。
来到咖啡厅里,这里的车厢和顶棚是全透明的,我一边喝茶,一边看着漫天的雪花洋洋洒洒飘向自己的头顶,又从两边无奈地滑落。极地的雪景与别处不同,太气派了!厚厚的雪毫不吝啬一直白到天空中去,很难分清天与地的界限。厚实得就像一个大男人的胸膛。没有冰凌的感觉,入眼时,一丝的炫目,很快便与内心的纯契合在一起。奇怪,映射到心里的雪是暖暖的,一直暖到心窝里。
我怕狗。小时候,腿上的肉曾经喂过路边的狗。可当我在雪原上面对百十条狂吠的爱斯基摩犬时,一下子平静了。
它们不是狗,是狼!
极地雪橇的刺激不是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到。几十匹“狼”拉着你往白色的深处狂奔。终点在什么地方,没有人会在意。风声、雪啸、加上驾橇人的吆喝,都在你耳边变得那么轻柔。宇宙间空空荡荡,人小得如同一片雪花。闭上双眼,任雪花在你脸上融化。生命也融化在那一点点的温暖中。雪橇快极了,睫毛飞起来。张开双臂,我的“狼”带我飞起来。
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呆了——曾经谈“狗”
色变的我,正坐在狗群中,抱着它们的首领亲热呢。
“我平时用直升机放牧。”
接下来要拜访一位当地的土著人。他是住帐篷、养驯鹿的游牧民。见到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赶紧盛出刚煮好的鱼汤请我们喝。端到面前已经闻出了腥腥的味道。因为是热的,只当作开水灌下暖身。
这里位于北极圈以北。11月的时候,这里的日照时间只有3小时。我们绞尽脑汁,用一切可以发光的东西来照明。火把、打火机、手电筒,现在只有打开大车灯,但即使是“奔驰”的车灯,想要照亮无边无际的雪原谈何容易。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隐隐约约看见前方10米有七八头驯鹿。
“您一共有多少头鹿?”我问,主人笑而不答。边上的“英俊”捅我,“你问人有多少头鹿,就跟问人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一样。”
我还是执着地看着那位土著人。
牧民耸耸肩,“我平时用直升机放牧,从没数清过自己有多少头鹿?”
早听说瑞典人有钱,1814年之后,这里从不起硝烟。平均2人一辆车,4人一艘船。但没人告诉我,牧民也开飞机。
从冰天雪地的基律纳,坐着大客车飞奔300公里,来到了Haparanda(哈帕兰达)——瑞典最东端的城市。我们从漫天遍野的冰雪中跑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