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e to Tokyo。Take care！（欢迎来东京，请多保重）”他鞠躬告别。人家帮了忙，还向我鞠躬，我忙不迭地模仿着他的样子还礼，一边在心中偷笑。一个人从后面扑上来，一把抱住我，“一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小妞！”二姐哈哈笑着，好像在嘲笑我这印花布做的连衣裤，“你才老土呢，这是国内现在最流行的！”我据理力争。
我和二姐从小就亲，交情是在拳打脚踢中拼出来的。在三个姐妹中，她比较“另类”，天生一身牛力气，从小爸爸不在家，家中男人的活儿都是她一手承担。扛个煤气罐，一口气跑上三楼连大气都不喘。更有甚者，二姐上了中学后，开始在东城区武术馆练散打。开始还算收敛，渐渐地，我就成了她的练拳靶子。每次回来都要跟我“切磋”一番。一个劈掌加上飞腿就足足让我在床头哭上老半天。“等你老了，我一定报今日之仇！”每次我都会咬牙切齿地默念着：“君子报仇几十年不晚”的口号。
就在一次激烈的“比武”中，一个五大三粗的邮递员擂鼓般地敲开了我家的门，“没事吧。”他探头向里看，一定是听到尖厉的哭叫声，以为是遇上了入室抢劫。“没事，叔叔。”二姐一脸坦然，我含着泪在一旁怒目圆睁。
“日本的挂号信，朱迅签字。”一看是小孩儿打架，邮递员叔叔笑笑走了，二姐却躲进里屋哭出了声。一会儿她拿着那封信跑出来，“三儿，我的日本签证下来了，以后没人跟你打架了，自己要多小心。”我哭得更凶，“就是你把我打得再疼，我也不希望你走！”
也许是中国功夫练就了她吃苦耐劳的精神，来日本两年了，二姐一个人熬过了最开始的那段极其窘迫的日子，为我们三姐妹在东京会师建立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她已经站稳了脚跟，一边上大学，一边在一家公司里打小时工挣学费。
“大姐呢？”
“在那边的出口等你呢。”
秋收起义（2）
一大群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大姐。她还是那样出众，甚至更漂亮了。只因她从小就在清华附中住校读书，所以姐妹之间略显得客气。半年前，她放弃了高级白领的生活，也来日本求学。
“红姐。”我挤不进去，就大声地叫。二姐捅了我一下，“在日本别大声喊，”大姐已经发现了我们，快步迎过来，轻轻地拥住我，“半年不见，怎么黑了？”
“我刚从海边拍戏回来。”
“哟，还是小明星呢。”大姐身边的一个男孩子冒出了一句。
“这是我的同学，今天他开车来接你。”大姐解释道。
大姐的出众让她身边总围着一些男孩子，可她跟每一个人都不冷不热地保持着最合适的距离。水中花、镜中月的清高，让每个男孩更加趋之若鹜。高！出自外交学院的她，厉害就厉害在这儿。这种交际手段是我等望尘莫及的。
出了机场，天已经全黑了。东京的夜真亮啊！城市的七色光从眼前划过，留下一片梦幻般的想像。没错，这就是我的梦将要实现的地方。空气更是清透得让人不停地深呼吸。心高兴地直往外窜，真想大声地喊一句，“东京，我来也！”
到了玉县的姐姐家，已经快10点钟了。吱扭扭地拉开一扇木门，我走进一个只有六坪的日式房间。我们姐儿仨全要住在这里。五个超大行李箱往里一搬，连转身的地方都没了。这里看上去很像电视剧中的布景，我兴奋得直在榻榻米上打滚，很想再找二姐打一架。大姐劝着，“早点睡吧，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不理解话中的意思。折腾了一天也真累了，那晚夹在两个姐姐中间，我睡得好香……
房东是个日本老兵（1）
“都是捡来的。”
清晨，腿上奇痒。一骨碌我从榻榻米上爬起来，腿上红通通四五个好大的包。“日本的蚊子好厉害！”我发狠地挠。
二姐从厨房里露出了头，“这不是蚊子，叫‘DANI’，也就是‘壁虱’。”
“家里怎么会有虱子，好恶心！”
“壁虱是专门长在榻榻米里的。咱们这房子太旧了，又全是木头盖的，一年到头都会长虫。”
虽然早早地被虫子咬醒，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好心情。坐在长着壁虱的榻榻米上，开始打量我们日本的家。这是战后修建的已经很老的木头房子。别看木板破旧、四壁透风，却是典型的独门独院的和式屋。房间真小，所有的地方加起来也就十平方米左右，可小小的木房间里很别致。两面都是落地窗门，地上铺着榻榻米，有一个很大的壁橱，起床后可以把摊成一地的被褥收进去。还有一张矮桌和低柜各自摆在角落中。
浴室是放在厨房里的一个透明盒子，厕所是最古老的蹲式，连冲水都没有，听说每个星期会来抽一次。所有一切在我的眼中是那么新鲜。最让人高兴的是，家中日本制的电器一应俱全。一个红色的小电视、两个录像机、音响、冰箱、空调，应有尽有。
“姐，这些都是你买的吗？”90年代初，国内这些家电还都很贵。
“我才不买呢，都是捡来的。”
“有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捡？”
“就在咱家门口有一个垃圾收集点。”
“垃圾站？！”
1990年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顶端，银行年利率高达7％以上（现在只有0。01％）。经济推动着紧追潮流的日本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之强，就像今天城市里的中国人每月不停地买手机。当时日本地价暴涨，寸土寸金的房间依然是那么小。在频繁的新旧交替中，我们这些穷学生就成了其中的获益者。垃圾收集站是外国留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日本，垃圾处理是有固定时间的。分类非常细：可燃烧，不可燃烧的等等。在我们家附近，每星期四可以扔不可燃物，其中包括小型电器。扔不能白扔，如果想扔掉中、大件的电器或家具，还要交垃圾处理税。所以有些日本人在前一天晚上就会偷偷地把一些不要的电器、小家具等放到垃圾站里，同时上面还会认真地贴上小条子：“我很结实，带我回家吧。”
二姐端着早饭走进来，拉门，关门，地板咯吱咯吱响。我在房间里蹦几下感觉整个屋子都在跟着抖。“这房子结实吗？”我有些担心。“不结实才好呢？日本地震多，即使晚上塌了也砸不伤人。”她把一个紫菜饭团掰开一半递给我，“红姐上学去了，今天我陪你做两件事：第一去拜会房东，第二办外国人登录卡。”
走出房门，心情一爽。屋外有个小巧玲珑的庭院，用低矮的石头墙围着，精致简洁，质朴典雅。入秋了，院子里却是郁郁葱葱。角落里栽着一棵好大的樱花树，正好盖在我们屋檐上，遮在窗前。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鲁迅的那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就是我的樱花梦开始的地方。
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
房东隔着院子住在对面的木屋里。门前守着一条懒洋洋的老狗。白灰色的毛搭在眼前，看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二姐说了一句听不懂的日语，轻轻敲了几下门。
“嗨——”拖着长音的应答声，一个白净的日本女人出现在门前，看样子有50岁左右。姐姐鞠躬行礼，叽里咕噜几句话，好像是在介绍我们的来意，我看着她的样子好笑，在北京打起拳来威风凛凛的二姐，什么时候变成点头哈腰的小绵羊了？房东太太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蹲下身摆出两双拖鞋，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房东正在屋里看书，见我们进来忙放下，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一只眼睛是瞎的，睁不开。“你们好。”他用不够地道，但完全能明白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他衣服有些邋遢，头发花白，乱蓬蓬的吓人，但态度上要比刚才的日本老太热情多了。姐姐故意用中文介绍，“这是我妹妹，叫朱迅。”“噢，是妹妹，朱迅小姐。”他的发音好夸张，听着好笑。房东太太跟进来，坐在对面。
房东的中文到此为止了，我便毫无用武之地。姐姐和他们之间的一顿叽里咕噜的对答，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能感觉到女主人看着我的眼神并不很友善。她向姐姐问了几句话后，就不再开口。我试图用英语沟通了几次，也是徒劳无益。还好，在这种不舒服的环境中，没挨几分钟我们就起身告辞。姐姐拿出一包我从北京带来的乌龙茶送给房东家，女主人的脸色好像稍微缓和了些。
一出门，我就问姐姐到底怎么回事？姐姐告诉我，男房东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打过仗，一只眼睛就是在战争中瞎掉的。他平时话不多，对中国留学生倒很友善。房东太太就实际多了，一直在问姐姐，是不是我们三个要住在一间房里。当初每个月两万日元的房费是给二姐一个人住的。如果加人就要加钱。二姐解释说，大姐已经考上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马上要搬到横滨去了，加上房东说情才得以勉强维持现状。
房东是个日本老兵（2）
“一到日本就住到‘日军’家里来了，真别扭！”我有些抱怨。
“傻瓜！每月两万的房租在日本是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很多房子根本就不租给外国人。别看这里像小柴房一样并不牢，但能住一天就省一天。到哪里找这么实惠的地方？”二姐很有经验，一听就有多次碰壁的苦水。我俩走到院子里，刚才那只懒洋洋的老狗也在这里散步，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我们在抱怨它的主人，老狗追着我们“汪、汪——”地大叫。房东跑出来喝住了它，“别怕，它叫五郎。”房东吃力地抱起狗，为我们让开路。这只凶狗，一身花白的毛，也瞎了左眼。
接下来，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