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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嘛！我是来留学的，干嘛要像留案底似的。”我有点愤愤不平，姐姐却淡淡一笑：“是你自己要来日本的。不想按，回北京去！”我默默地伸出手。当时的心情就像电影中，穷人家的女儿在卖身契上按手印的感觉。“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自我安慰着。
第一天过得有点别扭。
钱是那么重要（1）
4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日本的电车准得让你根本没理由迟到。
开学了，我每天从玉县的家出来，清晨7∶40准时出现在浦和到东京的京滨东北线上。到东京的亚细亚友好协会日语学校需要1小时20分钟。从“外地”赶往东京上学在日本是常见的事，坐新干线“子弹”列车上下班也不稀奇。浦和离东京并不远，交通方便。车上的乘客，主要是赶着上班的职员。一车的西装革履在按照同样的节奏摇摆着。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教养。虽然摩肩接踵人挤人，但每个人的身上都干干净净，没有难闻的气味，即使被挤成“照片”，车里仍然是静静的，听不见大声的喧哗。但每到晚上就有另一番风景了。
这样的时间也并不难熬。最幸运的是，我从来没碰到过“痴汉”（在电车上占女孩便宜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装束有关。那段时间我酷爱穿短衫长裙，这跟电车上套装短裙的OL（Officelady，办公室女职员）明显不同，让“痴汉”没有了下手的机会。我一只手抓住栏杆上的吊环，一只手捧着书，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这是最好的学习时间，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我日语过人的听力是在电车上练出来的。但要注意的是，随身听不能太大声。电车里太静了，耳机里露出的声音也会招来周围人质疑的目光。
车轮金属碰撞的声音让我抬起了头，电车驶上一座铁桥，面前开阔起来。赤羽河到了。这条河是玉和东京的分界线，我习惯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两次，早上在车里背单词，晚上拉着吊环打盹儿。日本城市间很少会有视野这样宽阔的地方，所以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眺望窗外，就像看北京家边的玉渊潭公园一样。
车快，桥短，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日语里。出国前，我也报过一个日语班，零零散散跟了一个月，连五十音图还没认全。太难了，我几乎绝望。但当语言成为生存工具的时候，人的适应能力简直可怕。日本老师一进门就立下规矩，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都不许说母语。只要张嘴，唯一可以蹦出来的必须是日语单词。这种强化学习让人透不过气来。
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
压力可以说是内外夹攻。
我和二姐久别重逢，和平共处的日子没维持几天，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她一贯的信条。她说周围爱我的人已经太多，再不加以调教，我就要被宠坏了。
浦和的家是二姐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她格外珍惜。比如说，进屋的时候，要在玄关换鞋，方可登门入室。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经常穿着鞋往里跑。身后二姐一声大吼：“再穿鞋进屋，你就给我搬走！”我傻在原地，刚来日本谁想到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难道姐姐变了？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入乡随俗，进屋脱鞋，这是日本的规矩。我说你总比外人说你要好。你自己打工以后就知道了。”
也许是小时候看过的抗日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对房东一直比较回避。加上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和一条残了左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我几乎不敢和房东家来往。我们在这个冬冷夏热的小木屋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房东太太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没有笑容，薄薄的嘴唇张得很小，可说出的话却毫不含糊。
“这个房子要翻修，希望你们尽快搬出去。”
再装听不懂也无济于事。我和姐姐白天都要上学，晚上打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钱再找房子搬家。
“希望你们马上搬家！”女人再次出现在我们小屋门前的时候，近乎骂人了。
我们请求她再让我们多住些日子，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会尽快搬走。可找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别说有很多地方不租给外国人，即使租，一上来几十万的礼金、押金，刚刚交完学费的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呀！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出门的时候尽量躲着对面，生怕撞上会更尴尬。开学了，学习紧张，回破木屋休息也十分不安。我和两位姐姐商量，三人尽量抽休息时间再去分头找房子，看能否合三姐妹之力，找一处安身之所。
租赁房屋的店面到处都是，可租金高得我们实在无法承受。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便宜的屋，人家一听我们是中国留学生，笑成一条缝的眼睛圆了，“我们不租给外国人。”门重重地关上，心被夹得生疼。
钱是维护尊严的一道有力屏障
一天，房东来敲门，从门缝中看见他的灰白头发我就很紧张。这回他要亲自上阵了。“对不起，打搅了。”房东手里捧着一盒点心，“我刚从秋田回来，这是一点心意，请。”他很友好地递过来。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谢谢。”
“我可以进来吗？”
钱是那么重要（2）
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这儿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抬头看见房东太太正在对面的阳台上晒被子，只好侧身把他让了进来，还把门大大地敞着，好让对面看得清楚些。“姐姐不在家吗？”“她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我磕磕巴巴，用刚学来的日语回答，但保持警觉，留个心眼。“真不简单，才来这么短的时间，日语已经说得这么好了。”他坐在地上，看了看四周，“布置得好漂亮，还是女孩子有心。”我眼帘低垂，听他慢慢地讲话。“这个房间以前是我儿子住的。结婚后，他就搬走了，前一段好像闹了点别扭，说要回家住，所以我太太就……”
“我们努力……找房子，可是……”我拼凑着单词，一脸委屈。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如果他们真的要分开，也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了。你们要是喜欢这里就安心地住下去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真的吗？我们不用重新找房了？他微笑着点头，瞎了眼睛的脸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了。“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中国，很年轻的时候。15岁吧。”他好像话中有话。“现在每两年也会跟着日中友好协会去中国走走，每次都会看到变化很大。”
我心里有些别扭，根据姐姐曾介绍过的背景，边听边猜他当年究竟做过些什么？现在是不是在施舍恩惠来弥补当年的罪恶。想起姥姥给我讲的那些日军的残忍，坐在面前的人已经带上土黄色的遮耳帽了。我是一个喜怒都形于色的人，嘴上不敢说，脸上一定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好像看出了什么，但并不回避，“以前日本在中国做了许多坏事情，现在年轻一代不是很了解。好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努力，就像你们一样。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帮点忙。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请安心地住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搅你们的。过两天我帮你们安个电话，请不要告诉我太太。”
自从这次谈话后，房东太太没有再撵过我和姐姐。我们明白是房东在暗中替我们求了情，并来安慰我们，心里自然十分感激。同在一个屋檐下，能明显地感觉到房东太太的不满，每次见面都是不理不睬。我们自知占了人家儿子的地方，心中理亏，但也别无他法。
我第一次意识到“钱”是那么重要，在异国他乡，它是维护自由和尊严的一道最有力的屏障。除了学习外，我要挣钱！挣很多的钱。一连几个晚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算计。有了钱，先买张床，刚来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我不喜欢睡榻榻米，老跪在那儿，跟受罚似的。然后还要交日语学校的学费，攒大学的入学金。千万别忘记还上姐姐们为了支付我的赴日费用而借人家的50万日元。尽快搬出去，建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像洗茶杯那样清扫厕所（1）
他很自然地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
说到挣钱我可是老手。
14岁就进了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一部戏，挣的钱比父母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以后，就再没有向父母伸手要过钱。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找到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要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工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再次换上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件蓝印花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近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看见的摩天大楼群。我颇为兴奋，又有些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有些费力地跟上周围日本人快速的脚步。同学宽慰我，“没事的，对于不会讲日语的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最轻松了。”“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马上请你吃鳗鱼饭。”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