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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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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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培训主管讲,这次培训要进行整整一十二天。为了那6000元的月薪,我也只得耐着性子每天起早摸黑往返于国际大厦与垡头之间,中午,我一般过国际大厦门前的地下通道去斜对面的一家成都小吃吃碗酸辣粉,那天,经过地下通道的时候,耳边传来忧伤的歌声,和着吉他伴奏。我每移动脚步,就感觉那曲子弹在自己的心上。走近后,才看清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衣着并没有落魄中的破破烂烂,他干干净净地靠在墙壁上,干干净净地唱着歌。我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把准备吃饭的钱放在了他脚前的小碗里。

  我数着自己的钱,已经有一种危机感。来北京这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挣到一分钱。而且,从这些天的培训看来,那6000元的月薪是遥不可及的,远水解不了近渴。躺在小床上,我寻思着,明天到底要不要去继续培训。

  钻进被子之前,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快进入梦乡的我正艰难地行走在去梦乡的崎岖小路上,没想到,手机毫不留情地又把我拉了回来,竟然是周姐,周姐口气异常沉重,说:宝宝,小莲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我一个激凌坐起来,说:小莲她怎么啦?

  周姐说:我今天看到报纸上有个认尸启事,说是一个女孩先天性心脏病,在路上犯了病,后来被人送到医院没救活,看着有点像小莲……

  我说:啊?

  周姐说:认尸启事的特征好像是她。

  我追问说:那手机呢?

  周姐说:不知道,没见着手机……

  沉默了半晌,我说:周姐,只是有点像,是不是,肯定不是她,我明天早上就过去。

  周姐说:但愿吧!

  小莲……小莲……我轻唤着她的名字,这是我又一次触摸到的“死亡”这两个字,没有预谋的死亡在身边惊心动魄地发生。以前,生活温馨浪漫,舒适安逸,从没有如此残酷如此撕裂内心的事情出现。也许,老天爷故意在我面前抖威风,要我见识见识它的狰狞面目。

  半夜,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清晰得比现实还现实,比生活还生活。有阳光、空气和水,有草坪、鹅卵石小路和鸽子,场景里除了我自己,再也没有任何人,我打着赤脚,让那些圆润的小石头顶着自己的脚板心,不知怎么的,那些笨重的石头突然在脚下轻松起来浮动起来,它们慢慢舒展、扩大、轻盈,最后,变成了摊放在绿波上的荷叶,那些小石头,又变成荷叶中调皮滑动的小珍珠,晶莹剔透,它们一会儿拥抱在一起,一会儿又果断分开,我的脚仿佛踩在滑板上,先是慢悠悠的,后来,乘毫无防备时,载着我向悬崖边俯冲过去,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与寒冷彻骨的白雾,我无助地尖叫起来,叫声通过对面的山谷回音又传到耳膜里。

  我直挺挺地躺着,我确信自己已经死了,死在山沟里。那个坠落的过程是经过死亡通道的过程,我由恐惧、绝望、无助到最后的完全放松和坦然,在杂草丛生的山沟,就在身边,我发现一团红色,红围巾的红色,我的眼睛睁大了,她,竟然是小莲,她已经先来了,睡着了,我惊喜地叫道:小莲,小莲,你怎么躲在这里?害得我好找!小莲!小莲!你醒醒!

  我睁开了眼睛。我的身边没有小莲。

  我呆呆面对天花板好久,终于,哇哇大哭起来,像个孩子,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已经没有把自己当孩子了。我边哭边嗫嚅着:小莲,小莲,你好可怜啊!呜呜呜,我马上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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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的情人 (7)
第七章

  26

  车站永远是一只硕大的蜘蛛,它的肚子里,总能牵引出绵延不断的线条来,它们交叉着而又四通八达,为迷茫的人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就像缠绕在我身体上的那些导管。

  在楚江,医院里,我有一张能给自己带来安宁的床。我漂浮在河流上,我听到了水流的声音,它们遥远而邻近,每一丝每一滴带给我的是模糊的记忆。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具断了弦的古琴,撕裂的清脆在脑子里轰然炸响而后戛然而止,古琴漂浮在浓阴蔽日下冰凉冰凉的河流里,河流凝结为苔藓;阴森,潮湿。身体浸泡着,流动着,麻木着,腐朽着。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腐朽。现在,那个躯体仍然在,在慢慢挥发掉水份和失去弹性,我无法控制,只能静静远望。

  突然想把自己的躯体带到某个地方。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乘车经历,上了车,不知道具体在哪一站下车。如同没有目标的生活充满了茫然感空虚感。原来,人注定是要有某种东西作为依托的,就连蜘蛛,也要冒着危险竭尽全力去编一张可供自己歇息和捕食的网。

  北京街头,我并没有发现漂亮姑娘,街上骑车、走路的人穿得比较老土,甚至可以用上臃肿这个词。在一株树下,竟发现了一辆驴车,农用车上塞了一床棉被,一对夫妻在旁边说着什么。

  继续朝前,十字路口右拐,又走了几分钟,是个站台,只不过与我下车的站是成垂直角度的。又朝马路对面走。要想真正走进北京、走进北京人的生活,走进胡同是最好的方法。胡同,让北京和北京人完完全全地走下神坛。摆满牛奶的小卖店,塞着耳机慵懒坐在脏兮兮小店里吃早点的学生,居民楼一楼的阳台被封闭改头换面后的电器维修铺,大树下所放的一个落了树叶的旧沙发……它们一点点地闯进我的视线。

  走进北京的胡同,我仿佛又身临楚江,平民化、世俗化,甚至有些破落萧条,但是,真实,亲切。看到两旁热气腾腾的小吃店,我才觉得肚子饿了。一个女人要了一碗馄饨一根油条,就着咸菜慢吞吞吃着。店子里已经有顾客在悠闲地用餐,边吃边拿眼睛看着门外路过的行人。北京不像楚江那样拼命用一次性餐具,北京更像一个不设城防的大家庭,充满信任与温情。

  这些天,我一直徘徊在北京西站附近,还没有离开。我在西站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前观望着,伏苓饼、烤鸭、果脯,这都是我想买的东西;在那个长长的过街天桥上,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多次,就好像往返北京好多次一样;在售票大厅,我自觉地站在长龙的队伍后面,轮到我买票时,又离开了;在候车室,已经没有座位,就挤在人群中的我,焦急等待着,每当有广播响起,我都要竖起耳朵听即将出发的列车车次,惟恐遗露。但是,始终没有迈出检票口半步,我怕到了那一边,就再也不能回到这边来了。就是在刚才,我的心突然一下子被揪紧了,我听到了婴儿一样的哭声,是宝宝的,一定是的。她怎么啦?她现在在哪儿?她到底遇上什么不测了?不,不会的,宝宝不会的。不,不能走,不能就这么离开,我要和我的宝宝一起回家。

  22年前,宝宝在产房里也是这么哭,只不过,那时,她哭得更响亮。为了孕育她,我每天拖着笨重的身子,像一个小浣熊在大街上行走,邻居、朋友见到了总是纷纷让路,笑着说:大肚子来了,小心,别撞着她!我能够想象自己的那种卡通模样有多么可爱。有人说,怀孕的女人是最美的。即使怀孕,宝宝也打扮我,别的孕妇怀宝宝时脸上锈迹斑斑,而我,却白里透红。按理说,郁大勇应该是高兴的,可是,从那时起,从他的眼神里就能隐隐察觉到一丝忧虑。他在家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听人说,姑娘打扮娘。他的潜台词是我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儿。我喜欢女儿,希望生个女儿。而郁大勇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说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传宗接代。但我不是一个为传宗接代而活的女人。

  那时,还是住在筒子楼里。郁大勇作为一个青年教师还没有分房子的机会,当然,能够有筒子楼住就很不错了,就很满足了。发作的时间是冬天深夜,我并没有像现在生产的少妇一样提前半个月一个月住在妇产科里。当时,郁大勇在厨房里洗碗,我吃过饭后感觉不舒服靠在床上,突然,肚子疼将起来。

  我说:大勇,我肚子疼。郁大勇说:你怎么了?是不是刚才吃的东西不干净,要拉肚子?

  我说:我不想拉肚子,可就是肚子疼,有一种往下坠的感觉,唉哟……

  郁大勇陡然像想起什么,说:啊,是不是要生了?赶快去医院!

  这是孩子诞生前夜我们的对话,事实上在路上我就已经支撑不住了,说:大勇,我不行了,我会死的,我不想死。

  郁大勇吓坏了,他的眼泪大滴大滴落下来,把我的衣袖都打湿了,他哽咽着说:你不会死的,医院马上就要到了!你坚持坚持啊!

  于是,我不再说话,我把那些要变成哭泣的眼泪与悲伤都压抑住,紧闭着嘴唇,憋着一口气,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宝宝,你也坚持一会儿,听妈妈的,好吗?没想到这一招还真见效,阵痛有了轻微的缓解。终于到了,我进了手术室,郁大勇被关在了走廊里。在离开郁大勇之前,我牢牢抓着他的手,不愿松开,我怕松开后,失去最后的依靠。

  医生说:把裤子脱掉。在产床前,我开始脱裤子,我脱掉外面肥大的绿军裤,脱掉红绒线裤,脱掉粉红秋裤,在剩下最后一件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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