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新的耸耸右肩，无可奈何地笑了，他又问：小姑娘，多大了？怎么出来做保姆？
我的眼睛停留在钟新厚厚的嘴唇上，一双很湿润的嘴唇，这在北方是不多见的，同时，我的眼珠在眼眶里转动了一圈，说：我20。
钟新说：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我说：我……我是个孤儿。
钟新停住了，认真看了看我，说：啊，是吗？对不起。我想起来了，你是楚江的。可我看你并不像孤儿。
我说：我家搬到楚江没几年，我父母就去世了。我一直在外面打工。不仅你说我不像孤儿，许多人都这样说。也许是因为我比较乐观吧。
钟新叹了口气，又有些赞许地看了看我。我又接着说：其实，我们农村有许多我这样的女孩子，也就这样的命罢了。有的女孩子，有点姿色的，巴望着能依靠个好男人，这辈子也就算有了个着落。
钟新说：听你说话，也读过不少书。
我问：唉！不说我了，您是做什么的呢？
钟新笑笑，说：教书。
我问：小学还是中学？
钟新说：大学。
我说：大学教授吧
钟新说：什么教授不教授，就叫我钟老师吧！唉，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农村孩子能走出来，不容易呀，你现在虽然当保姆，以后好好学习提高，不一定永远当保姆，会有发展前途的。
我快步跟上钟新的脚步，侧头看了他一眼，钟新好像有意识地在回避我，说：快到了。太婆在家里等着呢，她要先考察考察你，要是她不乐意，我还得把你给退回去。……不过，我相信应该能通过。
我歪着头，问：为什么，钟老师？
钟新笑笑，说：毕竟，你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女孩子。
“干净”这个词让我红了脸，我感觉钟新仿佛对我有所察觉和提防，所以，先发制人地用这个表面夸赞的词对我进行一种道德约束。在几秒钟的脸红之后，我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思想状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肮脏的，如果一定要扣上肮脏的帽子，那也是从他钟新先开始肮脏。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此番的任务并非为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而服务，我要去毁灭一个男人，就像这个男人先毁灭掉我的母亲和我家的幸福一样。
3
让我还是从头讲有关我母亲与情人的事情吧。
你听说过特丽&；#8226；夏沃吗？
特丽&；#8226；夏沃，当然不是我母亲，她是个美国人，４１岁。但我在这里提起特丽&；#8226；夏沃，那一定与我母亲有点关系。１９９０年，特丽&；#8226；夏沃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成了植物人，那时她２６岁，结婚只有两年。整天躺在床上。她的父母和丈夫精心呵护着她，坚持了８年。哦，8年，已经是奇迹了。后来，她的丈夫申请拔去她的进食管，他希望妻子有尊严地死去。法院批准了申请。但两天后，另一法院做出相反判决，进食管再次插上。后来，进食管再次被拔去。说到这里，我都感觉有些厌烦了。因为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特丽&；#8226；夏沃的父母开始向州长求援，进食管再次被接上。她的丈夫愤怒了，上诉到最高法院，法院再次判决拔管。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医院最终拔去了特丽&；#8226；夏沃的进食管。
３月１８日，特丽&；#8226；夏沃最终被拔去进食管的这一天，也是楚江的一个春天，我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一天，我的母亲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而成为植物人。
轻轻的呼吸曾徘徊在特丽&；#8226；夏沃的鼻翼间，在漫长的１５年的卧床时间里，她曾有过思想吗？除了丈夫，她心中是否还有自己的爱人？在追问特丽&；#8226；夏沃的同时，我把目光投向母亲，她，插满导管的躯体，已经让生命静止。在我准备离开她和生活的城市楚江之前，我长时间地看着她，她的眼微微闭着，仿佛时刻要睁开的样子。我希望她能和我交流，告诉我一些有关生活的秘密，最好，是她的秘密。
母亲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齐师莹。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秘密，但我知道这个秘密的答案在北京。
冬天，北京。
货运铁路。一排剥落了油漆的铁栅栏。平房。
铁轨匍匐在城市的黑夜里，如两条雌雄的蛇，它们坚硬而固执，白霜为它们镀上了欲望的光环。这种欲望犹如刺向城市的匕首，因为没有刀刃，所以，只有纠缠不清的烦恼。白天，铁道边的绿栅栏上能看到一个告示牌，小木板做的：乱扔垃圾罚款一千。褪色的字迹写满凄凉。整个城市沉醉于灯红酒绿中时，马路这一边，静悄悄的。被繁华遗忘的静寂与荒凉铺天盖地，笼罩着栅栏外没有尽头的通道。黑夜，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妇人刹那间把她的聒噪化为墨汁般的河流。不能否认这一地带也属于城市，只不过定义为“边缘城市”或者“城市边缘”好像更准确些。毫无规则的平房里住着摆地摊的菜贩子、送奶工、缝纫店里的打工妹以及做这样那样脏活累活的外乡人。
我，可能是住在这里的唯一大学毕业生了。
母亲在楚江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已经躺了整整8个月，虽然我每天轻唤着她，但是，她仍然毫无知觉。而现在，我必须离开她，在这儿完成一件事情，带着我工作三个月攒下的仅有的500元钱作为生活费。
我住的这间平房不到10平方米，一个月房租200，电费除外。肥胖的女房东倚在门框上，拉了拉电灯开关，说，电费按表上的字来算，一个字一块钱。我仰面看着电表，果然有团黑影慢慢爬过。从小长这么大，才知道钱也是长着脚，可以走路的。平房外有一个水池，两个水管，早上水管几乎拧不出水来，冻住了。好在头天晚上我用脸盆装了点水放在房里。洗脸时，把右手掌撑开，与水面轻轻一碰，用手上的那点儿水在面部摩擦着，再拿毛巾一揩，算洗完了。粉饼里有面小圆镜，化妆。其实，也谈不上化妆，无非就是拍点爽肤水、涂点保湿乳液和抹几笔眼影之类，但经过简单收拾，脸上的确有了点儿精神。自从来北京后，我那一头漂染过的栗色长发就再也没扎起来过，以前，我喜欢扎一个马尾，整天晃悠着。现在，头发暂时充当天然围巾，它们从脸颊两侧包围蔓延开来，柔柔的、软软的，给了我一丝丝能触摸到的温暖。
一个字：累；两个字：很累；三个字：非常累。
此时，深夜，没有暖气的平房里，唯一能给我带来温暖的就是两床黑心棉了。感谢店主，假如不50元钱卖给我，我还真的不知道该盖什么呢。前天，我一直在大市场徘徊着，有小贩把炉子摆在市场中间，油锅里浮着一团团的丸子，喷香、金黄、圆溜溜。我站在旁边忍不住咽口水，喉管里竟传出响声。昔日从不注意的地摊货，竟也流连起来。塑料布上摆放着小绒帽和手套，眼睛搁在上面就觉得暖和，停留几秒还是挪开了。我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不要热水、不要绒线编织品，但我必须在黑夜来临之前有一床能抵御寒冷的棉被。绕过地摊，有间门面房里堆满棉被，携着细小沙粒的风一钻进门点后就软弱无力，一定是被棉花的力量瓦解了。店主是个新疆小伙子，零乱的卷发烘托着精致的脸庞，他问我想买什么，我问棉被多少钱一床，卷发说看我买哪一种。我说我没多少钱，当然想买最便宜的。最初我打算买一床被子，睡觉时把自己卷起来就行了。见卷发小伙说50块可以给我两床，关门的生意。我抓了抓被子，出奇的软，虽然捏过后手上有些浮灰，但我还是动了心。见我犹豫着，卷发说：每天很多灰，如果嫌脏，可以送你一床被套。说着，又递过来一床被套，我有些喜悦，忙接过来，冰凉滑腻的，花纹陈旧，薄得近乎透明。但毕竟是白送的，再也没有理由不下决心了，我咬咬牙买了下来。掏钱的当口，卷发已经用一个大黑包装袋把棉被装好捆结实了，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肩上，说自己也该关门吃饭了，叫我好走。我能够想象自己的样子，从背后我，一定是一个行走在神秘陌生国度里的驼背人。
这个夜晚，被子已经盖在身上，后背有点儿痒。我想起母亲健康活着时的幸福时光。母亲浆洗的被子揉进了阳光的味道，热辣辣，透着一股逼人的香。那时，我睡觉从来不穿衣服，如一条小鱼儿，尽情游弋在母爱的海洋里。现在，一切就似一场梦、一个肥皂泡，说醒就醒，说破就破了。
4
我的头微微抖动着。
这条铁路整晚整晚都没睡觉，火车的长鸣如同夜半鼾声每过一刻钟就奏响一次，它沉重的脚步声喘息声碾碎了轻纱摇曳的梦境。小床晃动的同时，贴了报纸的玻璃变成了鼠牙，在寒风搅乱的黑暗中浑沌一片吱吱作响。每每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就是钢轨，必须张开，迎接没有尽头的强奸。紧接着，飘摇、漂泊的情绪在隆隆声中向我袭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攫住那声音，强而有力，被火车从钢铁喉管里咳嗽出来，化成两只毛茸茸的巨人的脚，一步一步踏近。脚，又于刹那间腐烂，变为黑压压的蚂蚁，通过小床的四角，絮絮叨叨涌上木板、到我的头皮，最后蜂拥而至皮内脑骨。后来，只要我回忆起这种声音，就把它与村支书深夜到寡妇家偷情的场景划上了等号，这个强壮的男人在月光下披着衣咳嗽，而后悄悄推开寡妇虚掩的家门。
“偷情”，改变了我的生活，说更客观一点，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没有偷情，偷情与我的母亲有关。因为母亲，还有母亲所爱的那个男人。这种道德破坏对于我的心灵是不可修复的，虽然早已过了阅读童话的年龄，但我脑子里所保留的童话世界是不愿被人玷污的，我喜欢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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