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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自杀可以参考，沈从文不自杀是因为家里人好！社会、家庭只要一边还过得去大家都不会想到死，里、外两边夹着来，不死者几希？
我遗憾就遗憾在这一点上。屈原家属不幸出事的消息为什么不早点传来？而假定恰好屈原正在我们凤凰写他的《山鬼》？我们凤凰山清水秀，沱江两岸树木郁葱，水质滑腻可人，五月的水温在摄氏二十二度上下，是最适宜跳水的。
可惜，可惜：屈原没有想到，后来太史公也没想到，王逸也没想到，古时候这些老夫子们都把跳水点定在汨罗，辜负凤凰那一片山水景致，尤其是耽误了以后我们旅游事业的开发……（你怎么知道在汨罗？你如看见有人跳河为什么不救？史书上也没读到打捞起来的消息，未有始亦无终为何一口咬定在“汨罗”？）
历史家往往把人的生活弄成扁扁的一片或是直来直去。屈原之跳下黄泥巴为底的汨罗，就只是张仪使计，子兰、上官大夫弄了手脚的结果吗？从湖北一口气气到湖南，怀王放逐他三四年，襄王又来了他九年。一个烦恼居然熬了十二三年还想不开，一个活生生的、不停歌辞的情种，“政治”到这种程度？世上怕未必会有这号傻人。
除了老死、病死和意外死亡，世上其它死因都是很“立体”的。
人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是学问越辩越明。真理是现成的，辩不辩都摆在那里，动不了的。
历史，一代一代的探讨，倒是越来越清楚明白。
我说屈原的经历，从片面到立体，是最近几年我们湖南考古界的劳动贡献。
湘西的沅陵为甚么叫做“陵”？直到出现上千秦楚墓葬才开始有了解答的可能。龙山的里耶也挖出上万竹木简，岂只是竹木简本身的价值？这一大批宝贝的发现，历史古老骨骼才见出鲜活的血络脉理，在某个历史阶段，大战争、大流徙，王公贵胄、档案机密，突然出现于穷乡僻壤，没有道理，才是见鬼咧！
历史家的智慧和劳动，使历史从片面的简册恢复到活生生的立体关系。“陵”有了着落，“简册”有了头绪，伟大的屈原有了依归。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到“酒”上来。原来把屈原拉进酒圈子是想沾他老人家一点光，眼看费这么大劲仍然巴结不上。这位老夫子早上喝的木兰之坠露，晚上把掉在地上的秋菊花瓣当饭，是一点酒人的风仪都没有的。好像有人赠送从不抽烟的钱钟书先生一个烟斗，他就说：“你这是送美女给太监嘛！”一样，可算找错了对象。
酒，我很欣赏，可惜一口就醉。在酒朋友旁边醺得面红耳赤倒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能体会得到“酒”是很妙的东西。
独酌的时候有点像填词、作诗或写散文，啜那么一小口，一粒虾米干丢进喷香的嘴里，仰天眯眼，摇头摆尾，会心之处，难与君说。
如果我有毛主席那么大的权力，我就会说：“酒性就是人性。”
因为酒里头没有遮拦，一旦喝将起来就是娘老子都不认的。喝醉了的小打小闹，绝搞不出人民战争。所以“酒”具备一种和平的素质。醉鬼毫无组织能力，更谈不到战略思想，战争史上从无上千上万炮火连天的“酒鬼战役”。
酒人天生谦虚。给他倒酒你毋须勉强。他说：“少点，少点……”你就顺从地给他倒个浅浅的小半杯。下一杯你倒得再满，他也会对你微笑。……
凤凰县有两父子在家对饮。半酣时父亲对儿子说：“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说：“晓得，晓得！喝，喝！”席中时父亲又问：“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回答说：“喝！喝！晓得，晓得！”不久，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又问了同样的话，儿子却大叫起来：“你他妈！我才是你的爹！喝！喝！”……
最大的好处是醉了会醒！！！
五十八年前，在国统区，日本人把我们追到没有路跑。我流落在江西寻邬县解散了的《天声报》朋友徐立那里。为的是寻找当时的女朋友（即后来的贱内）是否真的还在离城七十五里的乡下“公平墟”？消息确实，我就背上包袱，（包袱里有一点送给她姐姐儿女的饼干、糖果和一些换洗衣服）上路了。
一下在山顶，一下在山凹，走了一小半路程，累得也相当可以的时候，远远山下有个小茶棚子，走近了，却是卖酒。
甚么酒呢？米酒。近乎古时“醍醐”的饮料，浅红，倒是比较浓稠。
看起来不像酒，喝起来也不像酒，炎热天有这么清甜而冰凉的米汤下肚，三十多里的辛苦完全抛在脑后。付了酒钱，谢过店主，继续赶路。
以后的十来里路是怎么走法的已如南柯一梦。“今宵酒醒何处”？除遮羞的底裤之外，只剩下毫无诗意的林梢高处一轮明月和远远传来狗日的瀑布之声。
庆幸剥我衣冠，掠我细软的狗强盗，没有把我剁成人肉包子馅。只可惜那双刚买的汽车轮胎做的可穿万年的凉草鞋……我猜那帮强人在开剥我时一定边说边笑（我若在场也会放声大笑）。
大清早赶回到《天声报》，徐立正喝着粥，见到我，粥在下巴上挂了半尺长……
喝酒朋友我有的是：几十年前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传达室六十多岁老赵，就是个与酒形影不离的入。它上唇有撮浓浓的胡子很像个清朝的县官。
有人到美术家协会办事必到传达室老赵那儿填登记表，他把登记簿给来人时，会醉眼陶然地说：
“干杯！”
大家跟他开玩笑说，他死了，用个大玻璃瓶把他泡起来，像医学院的胎儿标本一样。他开心地说：“行！行！那得挑好酒啊！”
“啤酒！”有人说。
“喝！那哪行，啤酒不是酒，泡久了我会走形，不可！”
“那来一吨茅台如何？”
“嗯，好是好！倒是要考虑加强保卫工作了，说是说一吨两千斤，到时候参观的人来多了，冷不防一人一勺，用不了多大功夫，剩我一个人干蹲在空瓶子里你想多寒碜！”
喝酒在政治上误事，或差点在政治上误事的故事从古到今比比皆是，我就亲眼见到过，不过“误”得不大。
好友吴甲丰是美术理论家，开国以后第一个有胆介绍法国印象派的正派学人。论本钱身体似“掌中轻”，到不了一百斤，政治面目“群众”。原没什么好耍的却偏偏像“四进士”里头那位宋世杰，爱为人打点小小抱不平。
我那个“猫头鹰冤案”，就他一个人在小会上为我叫屈辩理。会虽小，胆子的确好大！那年月，谁有胆惹那个婆娘？
吴兄爱喝那么三两杯。到了军垦农场，三年间我们都找机会碰碰头。他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酒，我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铁观音茶。他的水壶空了，我便陪他步经坝上到十里外叫“黄碧村”的小乡村合作社里去打满，然后再散步回来。这一路上各喝各的物事，浩叹各种东西……
我有一首“打油”送他，写的当时我们两个人的行为。
两斤红黍酒，
十里黄碧村，
塞草弄石头，
秋风刮老兵。
秋天了，原上野草黄成一片，我们让军队管着，有时也蒙惜称我们一声“农场战士”。
一天下午，连上通知开会听报告，并交待“别忘了带酒瓶！”
甲丰兄对欢欣的到来总是比较沉着：“喝！甚么会？还要喝上一杯？嗯？国庆、中秋照理还没到嘛？……”他素来动作缓慢，提了个酒瓶一步一步还没走到晒谷场，远远发现在座的人没一个带酒瓶。
他醒过来了，要带的是批判苏修的“九评”学习文件。他轻轻把酒瓶放在一棵树旁边……
“文革”后我去国近十年收到他一封足足五页的钢笔书信，字体已显龙钟，浓稠的情感落在最后引用的两句古诗里：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我回到北京，他离开人世已两年。他在暮年能到荷兰参加梵高百年纪念展会，信中满是兴奋快乐。一位一生研究美术的人第一次出国。我不晓得是跟他一起开心好，还是一个人难过好？
蓝玉菘，前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弦乐系主任、书法家、金石家、兽医。改革开放以前火车上车厢里挂着的那块玻璃框的铁路章程也是他草拟的。古典戏剧学者、文物收藏家、右派。小我一岁。
每年京剧界的琴手都要找机会向他请教琴弦功夫，弄得玉菘的夫人也怀疑起来：
“在家里从未听他拉过京胡，他讲的那些道理真那么顶用吗？”
“有，有！太有用了。听了蓝公一席话，我们的琴技就拔高一级！”
我用的那个大圆形朱文名章，就是他刻的。他也常把得意的草书（大多用毛边纸）带来送我。书法非常精到，笔法飞舞间夹带着万重悲凉……
那是“文革”晚期全民有幸能在夹缝中喘口气的时候。他的光临总在夜晚八九点钟以后，且大多是刮风、下雨、下雪天气。所以碰到雪夜，我妻子就会看看窗外飞雪打趣地说：“蓝玉菘该来了！”
进得门，轻轻放下手中的小布提包，从里头取出个小小青花提梁壶放在圆桌上： “这次是‘宣德’。” 再取出个小豆彩酒杯： “成化！” 于是自斟自饮起来。 我的是茶，跟他对聊。 家人和孩子早就在里屋睡了，就我们两人，“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我们不谈讨厌的东西，包括造反派活动，中央领导关系，本单位新闻……不是不好奇，只是不想清静中徒增撩绕。
有时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