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他很激动地把《文艺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作法是无理的。
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他又谈到您给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这已是近20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1940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怀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1947年—48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员作家（这些作家过去又都是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注：这里一句话复印件字迹不清）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夏衍同志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他在整风中写了一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10周年的文章，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评，此文，上海方面没有发表。对胡风理论的批评，上海方面表示困难，没有进行。同时，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自我检讨的文章，按语已正式提出胡风理论错误的问题，最近《文艺报》发表了有关胡风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胡风更急切地要来北京，而这个批评的工作，也只有由北京来做了。他（注：指胡风）于19日到京，现住文化部。
我已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表示希望他能对自己过去的理论采取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我们准备由###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言人（他正在准备），雪峰，丁玲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
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如果他的发言有较好的自我批评，也可以发表，我们当努力争取他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示知。
此致 布礼
周扬
７．２３ 周恩来于7月27日在周扬的这封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BFQ〗 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的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他们两人都曾经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20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BFB〗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6）
周恩来
７月２７日 同日，周恩来又复信胡风：
胡风同志： ５月4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20年来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它几遍。
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
７．２７ 根据总理的指示，###于1952年９月６日起至１２月１６日止，在丁玲的住处共开了4次座谈会，帮助胡风认识他的错误。
除了这几次座谈会之外，好几位同志还和胡风作过一次或几次个别谈话，以诚恳、坦白的态度，严肃地具体地指出他的文章中的错误之处和错误的性质，但胡风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对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则始终没有什么检讨。1953年２月15日###向周总理和党中央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中汇报了上述内容，并说经他本人同意，正计划把他的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工作先安排到文协，将来再考虑安排适当工作。３月5日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但仍给以工作，并督促其往前线或工厂与农村中去求锻炼和体验，以观后效。”周总理的批示及###的报告均曾送经毛主席、刘少奇圈阅。接着，林默涵、何其芳根据他们在这次座会上的发言分别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发表。（以上引文均见：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史海阳、王启和编：《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团结出版社，第239－242、245页）
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一下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来龙去脉和中央有关信函，意在说明，第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不是由于周扬或哪个人与胡风的个人之间的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分歧未能得到解决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个必然的发展；第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始终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方针和做法都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并不是什么周扬的“宗派主义”在兴风作浪。“文革”中有材料说，周扬包庇胡风，在这次座谈会前曾把这次座谈会的方针、做法、精神等指示的信件给胡风看过，并且在会上讲：“并不是说胡风在政治态度上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但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和文艺思想上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他还肯定了胡风的某些正确意见，说“胡风一向的确抓到了我们的文艺运动中的真正的弱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这个倾向，从左联到现在，一直纠缠不清。”看来，周扬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中还是注意把他在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同政治态度严格加以区分开来，对他在文艺问题上的意见也采取分析的态度，不是一概加以排拒的。
1954年２月，中央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会议公报说，某些高级干部“忘记了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时，几年来一直受到批评的胡风产生了一个错觉，对会议内情并不了解的他越想越觉得周扬等人就是公报中所批评的那种人，他决心“破釜沉舟”，向着视他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和敌人”的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等开战了。他从3月至6月，在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写出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称为“三十万言书”，于7月送交中共中央。
这一年10月《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开始批判之后，胡风又一次产生错觉，误以为毛主席对文艺界领导和《文艺报》的批评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于是他在会内会外大动起来，既兴奋又紧张，要他的朋友们配合行动，“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攻倒他所谓的“宗派主义统治”，或者按照贾植芳后来反思时的说法，就是要来个“清君侧”了。前面已经提到，周恩来曾当面提醒他“也有点宗派主义”。然而，周恩来的告诫却没有引起他的足够的重视，他的悲剧命运，从他自身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7）
12月８日，文联、作协扩大会议结束。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郭沫若、茅盾、周扬在会上发了言。郭、周二人的发言稿事先都经毛主席审阅过，毛主席在他们讲话的当天早上给周扬写信说：“均已看过，决议可用。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茅、周发言的题目分别为《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
周扬的这个发言分三个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周扬在谈到《文艺报》的错误时，自己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
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几年来，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政府文化行政工作上，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做好的，而很少注意研究文艺思想问题和认真地阅读作品。我和各方面作家的接触是很不够的。对于《文艺报》这样一个重要刊物，我一直关心很少。因此《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文章中只在一处点到冯雪峰的名字，着重批判《文艺报》对第二次文代会的方针采取了消极抗拒的态度，末了说，批评《文艺报》，并不是认为它过去一切都错了，还对《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