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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之中，佟竹用德语写了一篇长长的纪念文章，发表在德国《新日报》上。东方大学开始进入德国民众的视野，德国的学界开始记住了殷黎明宽宽的满月脸，也开始对他曾经领导的东方大学有了一份同情的理解。德国慕尼黑大学最先与东方大学取得联系，建立校际交流并在东方大学设立中德哲学研究中心。佟竹也因此成为这个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
然而，之后，《天京报》连续刊发了三篇讽刺文章。《月亮还是外国的圆》、《高校里的有奶便是娘》、《知识分子与政治待遇》。署名都是“萨埵”。《月亮还是外国的圆》怀疑佟竹写悼念文章的动机，追悼一位逝世的中国的大学校长，她不用中文写作，试想全国有多少人读得懂德语？其用心何在？难道用汉语有什么不方便吗？难道她怕国民看到她的思想深处所隐藏的东西？抑或是以这样的方式炫耀自己的德语？《高校里的有奶便是娘》矛头直指佟竹，把她从青海劳改农场调到了东方大学，她和她的同类便感激涕零。她向国家要待遇，有人成全了她，那人便是她的亲娘了。那么，谁来成全在中国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谁在考虑他们的待遇？难道乡下不是中国的土地吗？难道只有农民该承受沉重的体力劳动吗？她有没有看到七亿农民的艰辛与苦难？她能为农民做什么？她能为百姓的共同富裕做什么呢？如果不能，国家为什么要豢养这等自视优等、抛弃百姓的文人？事实上，她从思想上就鄙视劳动和劳动者，把自己看作是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精神贵族。《知识分子与政治待遇》则嘲弄当下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知识，但是，他们必须依赖工资、户口、粮票，没有这些待遇，他们便如一潭死水里苟延残喘的浮萍，叶子枯黄且不能开花。于是，他们就利用自己的知识向国家索取。只有在国家给予的衣食无忧的条件下，他们和他们的知识才能够生存。然后，他们直接将自己的知识变现，购买他们欲望里的名声、地位和功德。他们在社会上发表一些不明不白的言论，他们在学术界写一些不清不楚的论文，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一群寄生于国家待遇之上的活物。
全城的人都在猜测这位“萨埵”何方人士，大致认为，必定是东方大学之人。那时的尚金堂还没有让他的这个笔名流传开来。
这三篇文章，佟竹并没有读到，倒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黄光年也闻及此事。只是，他们全力忙于各自的专业研究，并没有特别地在意。
佟竹晚上常常失眠，黄光年就整夜整夜地牵着她的手，安抚她入睡。
半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最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见着冬日里暖暖的阳光，黄光年把客厅的两只藤椅搬到了阳台上，拉着佟竹聊天。佟竹偶尔提起那三篇文章，心里颇觉压抑，黄光年便耐心地安慰佟竹：
“这种小人连感恩都不懂，不值得理会的。”回到东方大学，黄光年每学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做一次为期一周的讲座。在东方大学，他也积极开设各门重要课程。无论如何，他得对得起殷黎明校长的恩惠。他同时开始着手写一部宏篇巨著《尼采的自由与背叛》。一九八七年年初的时候，他完成了初稿，但视力急剧下降，到鼓楼医院检查，诊断为眼底黄斑病变，即眼底血管破裂而后结痂，致使视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很多人都不知道，眼底血管破裂其实是高血压所导致的。黄光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高血压症，更没有对症的治疗。
显然，他已经没有能力对初稿进行校对了。听了佟竹的建议，他请已经毕业留校的蓝天玉帮忙全权负责校对并与出版社联系，送交书稿。佟竹看好蓝天玉，因为他勤于请教，脑袋灵光，也有雄心，希望能够在哲学领域有所树……佟竹平静地讲述黄光年和自己的故事，像是在讲述一个古老民族遥远的历史，一直讲到第二天的傍晚，她这么一遍遍地说，就如同拾起一根根的干柴，把它们一层层地堆放起来，她从底部点燃一把火，让自己跟干柴一起烧成灰烬，任由秋风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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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府 第十九章（1）
留校刚三年的梦飞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生命中的悲凉。
蓝天玉怎么可以这样辜负黄光年的信任呢？他怎么可以像强盗一样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呢？他不考虑他人的利益，难道也不考虑自己的前程吗？他难道就不担心要为他自己的这一作为付出代价吗？他还能有机会升上教授吗？知识分子怎么可以有这样丑陋的行为呢？他是知识分子吗？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政治性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专门知识并以此为生的人群，那么，它意味着一个终将不能独立的阶层；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专门知识并具有强烈社会感的群体，那么，它意味着一个从来就没有形成气候的人群；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精神和道义担当能力的群体，那么，它意味着一个从来就不曾存在的人群。
知识分子现在是这样，从前也是这样。
日本军队还没有进入南京的时候，中央大学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开始拖家带口地向内地奔命、逃亡，在四川重庆沙坪坝嘉陵江畔安顿下来。两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在南京进行大轰炸、大屠杀，死难者数十万。当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战败之后，逃亡的知识分子们又纷纷回到了南京，并以胜利者的姿态鄙视所有留在中央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称他们是国民党“党化”教育下的“伪民”、“伪教师”、“伪学生”。不是所有留在沦陷南京的人都是“伪民”，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他们偏偏就这样头脑简单了。
回到中央大学，他们继续传播伦理道德，继续宣讲专业知识，继续研究高深课题。他们也拿起笔，写下一路逃亡的艰辛，写下他们在内地所遭受的饥饿与贫困，写下他们苦难中偶尔作乐的趣事。他们不写在他们逃亡内地之时坚守在南京的人们，那些贴标语、做地下工作并与日本军队斗智、斗勇的人们；他们不写那些被抛的、无人组织的平民百姓，那些没有来得及逃逸而被逐一枪杀、而被集体驱逐到长江边遭遇屠杀的人们；他们不写那几位留在中央大学的讲台以唐诗宋词将“我的祖国”种植在学生心灵、以中国先哲的思想激励学生坚守祖国每一寸土地、以中华文化的独立精神号召学生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的教师们——黄光年、方有兴、楚汴水、蔡八斤、李道凡……从内地平安回到中央大学的外国文学专业的教授在课堂上大谈巴别尔的《路》，大谈犹太人的不幸，说，“对于犹太人的死难，那些逃亡的知识分子不在场，都是外人。”
对于南京大屠杀，那些逃亡的知识分子也不在场，他们也都是外人！
收容难民并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是外国学者、外国记者。帮助难民并为难民医病、疗伤的是坚守在沦陷南京的教师、大学生和医生们。在沦陷的南京，中央大学的师生不畏日本军队的枪林弹雨，抗议日本的亲善共建，组织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以表达对国民的深切关爱，对祖国的忠诚捍卫，对侵略者的坚决抗争。
而他们却被这样可耻地遗忘了。他们竟然就因此成了“伪民”。
在罹难的时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得不“认罪”？为什么被罚苦役还不得不感谢“挽救”？为什么遭受屈辱还不得不“乞求宽恕”？知识分子怎么也可以沦落为心灵与身体的双重奴隶？知识分子如何这般轻易地就让智慧和理性蒙受耻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生存受到威胁而又无从逃脱？是为了保存生命而做出的选择？被*的知识分子对加害于他们的人们产生了莫名的依赖，积极汇报思想，检讨自身，以一副“臣罪当诛”的卑微嘴脸，匍匐于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加害于自己的人。这样的心态与七十年代发生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何其相似！遭遇绑架的人居然会由衷地感谢绑架他们的人，遭遇折磨的人居然会由衷地感谢折磨他们的人，遭遇羞辱的人居然会由衷地感谢羞辱他们的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高等学府 第十九章（2）
不可以这样追问的！他们是有知识的血肉之躯。“即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惩罚制度应该在具有肉体属性的‘政治经济’中来考察，尽管它们并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惩罚，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者有教养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包括肉体及其力量，肉体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以及对肉体的安排和征服。”
而当下，我们更多地看到知识分子心灵丑陋不堪、孱弱不堪的一面。有多少知识分子还记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记得所谓“知识分子者”即“思想呐喊上的边缘人，人文精神上的守望者，道德关怀里的思想者，科学精神中的探路人，自由理念的信奉者，求证主义上的力行人，价值观念中的追问者，理想主义中的痴迷人”？倒是为了自己的职称、为了自己的住房、为了自己的工资、为了自己的名利、为了自己的劳动而觊觎、而挣扎、而暴病、而命归黄泉。
我会吗？我跟他们有区分吗？
一夜焦虑，一夜酸楚，一夜无眠！第三天上午大约九点钟，梦飞从教师集体宿舍楼下来，要去佟竹家帮忙料理一些后事。刚出门，便遇见蓝天玉。他知道了黄光年去世的场景，赶过来找梦飞，灰头土脸的。黄光年的学生朱天金和徐儒生前一天的后半夜找到了他，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斥责他枉为黄光年弟子，并表示从此不便与他为友。
蓝天玉比梦飞年长十四岁，还没有到四十岁，却已经白发丛生，身体也开始有些臃肿。梦飞一直觉得沉稳儒雅的蓝天玉是一位难得的可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