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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埃尼召来参谋长克莱热里将军，举行了一次克莱热里称之为“他为重大问题而召开的长时间会议之一——这些会议一般约开两分钟到五分钟之久”。这时是9月3日下午8时30分。他们一致同意，如果次晨克卢克的前进路线不变，他们就使用一切压力，促使霞飞立即发动一次联合进攻。他们命令巴黎营地的飞行员一早就起飞侦察，并于上午10时前汇报情况，以便“据以作出重大决策”。
但翼侧攻击的成败，正如伊尔斯肖埃将军所告诫的那样，“取决于先头突击部队的突破能力”，而第六集团军却并不是加利埃尼所希望的那种强有力的精锐部队。它在开到指定阵地时，已全都疲惫不堪，有的分队在9月2日一昼夜就兼程行军三十七英里。疲惫影响了士气。加利埃尼和他的袍泽们一样，认为后备师“作用平平”，而莫努里第六集团军的大部分恰恰又是由后备师组成的。其第六十二后备师在节节退却中，既无一日休整，也无一日停止过战斗，军官丧失了三分之二，现在只有中尉级后备军官可资补充。第四兵团则尚未到达。唯一差强人意的是巴黎居民——那些尚未南逃的居民——的“沉着和决心”。
9月3日傍晚，冯·克卢克抵达马恩河，而他所追赶的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和在他外侧的英国远征军已在当天早些时候渡过马恩河。这两支在仓促退却、陷入疲惫和混乱之中的军队，虽曾一再接到炸毁桥梁的电令，或许正因为电令纷至沓来，但都未炸毁，或只是炸毁了桥的部分结构。克卢克占领了这些桥头堡以后，不顾最高统帅部要他与比洛将军保持并头齐进的命令，准备立即于次晨渡河，继续他追逐第五集团军的内圈行动。他曾三次向最高统帅部电告他即将横渡马恩河的意图，但与卢森堡的无线电通讯比与科布伦次的通讯还要困难，这三份电报直到次日方才到达。德军最高统帅部由于两天来失去了与第一集团军的联系，因而对克卢克拒不执行9月2日命令一无所知，待至他们发觉时，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马恩河。
9月3日那天，德军行军二十五到二十八英里。据一位法国目击者谈，士兵们到达宿营地时，“倒在地上，疲惫不堪，只是迷迷糊糊地嘀咕着：‘四十公里！四十公里！’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少德军就由于累得寸步难行，简直是在睡梦中被俘的。当时酷暑可畏，这些德国兵，只是“明天或后天”可到达巴黎的希望在使他们勉力前进。而军官们也不敢拆穿对他们的蒙骗。在企图一举消灭法军的狂热中，克卢克既累垮了他的士兵，也远远地超越了他的给养车队和重炮队。在东普鲁士作战的他的同胞冯·弗朗索瓦将军，作风就迥然不同了。弗朗索瓦将军在全部大炮和弹药车队到达以前，绝不轻举妄动。不过弗朗索瓦是在面对战斗，而他只认为是在追击、扫荡残敌，就此疏忽大意了。在他看来，法军在十天节节败退以后，决无在一声军号之下，便可掉转头来进行反击的士气和能力。他也从不担心他的翼侧。“将军对巴黎方面毫无顾虑，”一位军官在9月4日写道。“在我们摧毁法英联军残部以后，他就可回师巴黎，让第四后备兵团享受领队开进法国首都的荣誉。”
9月4日，克卢克一面向前挺进，一面直言不讳地告诉最高统帅部，他无法执行要他留在后面作为德军先遣部队的侧卫的命令。要让比洛赶上来，势必停止进军两天，他认为这将削弱德军的整个攻势，给敌人以重振旗鼓、自由行动的时间。事实上，确实是由于他的部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马恩河才为其他德军开放了渡口，所以，“现在所期望的是要尽量利用这一胜利带来的有利条件”。克卢克越说越气，要求了解究竟为何“其他”部队——指比洛而言——在得到“决定性胜利”以后，总是要“吁求支援”。
比洛获悉友邻军变“统帅部指定作为第二集团军的后方梯队为其前方梯队”时，怒不可遏。象大多数德军到达马恩河时一样，比洛所部也已疲惫不堪。第十后备兵团的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毫无办法。士兵摔倒在沟渠里，躺在那儿喘息不止。……上马命令来了，我就伏在马背上，头靠在马颈上。我们又饥又渴。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支配着我们，这样活着并没有什么意思，死了也算不了什么。”豪森的部队抱怨它们已经“连续五天没有吃到过煮熟的东西”。在邻近的第四集团军里，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整天在火辣辣的酷暑中行军。士兵满脸胡子，浑身尘土，活象是一群行走的面粉袋。”但是这种不惜士兵极端疲劳，不顾他们情绪低落的进军情形，未能引起野战指挥官们的警觉。他们都和克卢克一样，深信法军已无恢复战斗的能力。9月3日，比洛报称法国第五集团军已被“决定性地击败”——这样的报告在他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并且已经“溃不成军，逃往马恩河南岸去了”。
法国第五集团军，尽管不是什么“溃不成军”，但情况显然不妙。朗勒扎克毫不掩饰他对霞飞已经失去信心，并和总司令部派来的联络官争吵不休，对发来的命令挑剔不已，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参谋人员，而这些人员又是一半对一半地在相互闹意见。上上下下都感到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加上在法军节节退却中长期作为殿后，更是积愤已久，神经紧张。离敌最近的第十八兵团司令马斯·德拉特里将军对所部的情况显得“焦虑不安”。但是不管如何焦头烂额，第五集团军还是渡过了马恩河，和敌人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足可以说得上已和敌人脱离接触，从而实现了霞飞重新发动攻势的条件。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作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三十英里，迁往塞纳河畔夏蒂荣，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西安、康布雷、阿腊斯、亚眠、莫伯日、梅济埃尔、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从克洛维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城，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一个象征。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10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和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兹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曾经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罗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的此举打乱了以包围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迂回的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重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注：泰皮恩悬崖（TarpeianRock），古罗马抛掷犯人之处，这里指朗勒扎克将被撤职。——译者＇之时。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十个兵团司令和三十八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较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