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盯女人者，亦必西装”，“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傅等又为一类”。他认定这些人穿西装的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如乡下妇女好镶金齿一般见识，但决说不上什么理由”。
在林语堂看来，“中装中服，暗是与中国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时也从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中文程度”。一个人的年事渐长，素养渐深，事理渐达，心气渐平，必然断弃其洋装，“还我初服无疑”。“或是在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身份，事业上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人，不必再服洋装而掩饰其不通英语及其童之气时，也必断然卸了他的一身洋服”。
四十岁的时候，业已名满天下的林语堂写道：“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
上世纪60年代，林语堂到香港。随行的女儿说，香港有山有水，像瑞士一样美。林语堂说，不够好，这些山不如我坂仔的山，那才是秀美的。女儿问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他说：青山，有树木的山，高山。香港的山好难看，许多都是光秃秃的。人们带他到山顶，那里有树木，是青山。但他坚持说，那也不像他坂仔的山，这里从山顶望下去四面是水。他说，环绕着坂仔的是重重叠叠的山，我们把坂仔叫做东湖。山中有水，不是水中有山。单从这些话里，并不能看出坂仔的山水有什么道理一定比香港的山水好。让人感觉到的，更多的倒是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乡土情结的执拗。
故里坂仔毕生都牵绕着林语堂的梦魂。但我于坂仔，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秀美”。林语堂在诗里说他时常梦见的“十尖”、“石起”应该是附近的山名。在中国南部，亚热带区域，这样四季常绿的山随处可见。把水流丰沛的小平原叫作“东湖”，也未必就可以同林语堂喜欢携家游览的杭州“西湖”对应媲美。
林语堂对故里的这份执拗，应该另有精神方面的原因。
林语堂自己说：“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
事情这就明白了。
任何一个天才，事实上都永不可能摆脱他的血脉所系的乡土。他的思想、他的才情、他的眼光，乃至他的为人处世之道，都必会与此紧密联系。就像树之于土地，血之于身体。从一个单纯质朴的农家子而成为一代文化巨子，始终保守住那份本土文化的骄傲，我相信这是林语堂发生世界影响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当下莫衷一是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价值定位以及当代人的价值选择，我相信也是林语堂从尘封中走出的一个很自然的原因。
众生的普陀
储福金
普陀有这么多的人。
普陀似乎应该有这么多的人。
庙宇间，转过多少回廊，迎面都有一拨一拨的游人过来。观音殿又有多少香客，香火很盛。庙外一辆辆大大小小的车，满满地排列过去。车出观音殿，往紫竹林去，那里矗立了一尊高大的菩萨像。一路上，两边走着的都是游客。
来得匆匆，去得匆匆，来时渡船人许多，去时渡船许多人。
多少年我走过了多少地方，普陀一直是我想着要去的，这次去，是一个机缘，然而去了，我又有一点恍惚，似乎并没有到过。
在我心中的普陀，是一个海岛的山麓，淡淡的云雾缭绕着，云雾之间有隐隐的彩光，飘着有或无的雨丝，宛如净瓶中杨柳枝带出的水露。在古刹的钟磬声中，慢慢走向前殿，身边走过穿着灰布袈裟的面色祥和的僧人，在大殿点一炷清香，与菩萨像相向而对。静静中时间流动，恍惚一瞬间，又恍惚多少岁月在其间。
我知道，那只是我想象的普陀，按佛界的说法，观音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观音是众生的观音，观音的道场普陀，自然也是众生的普陀。
常有知识界的人和我说到，佛像本是泥塑木雕，却引那么多的人去烧香，与佛教的清净也是相背。确实，早期的佛教是偏重于个人解脱，求的是寂灭涅，是没有偶像崇拜的。后来这种修行被称之为小乘。大乘教讲的便是普度众生，佛像塑得庄严慈悲，众生礼拜之时，心中自然对应地生出慈悲之善意，这是大众的方便法门。在禅宗以《金刚经》印心，说的则是佛无相。
菩萨的说法也是大乘兴起之后才有的，与众生关系最近的便是观音，人生多苦难。自然希望有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解脱。观音本是男像，在中国也就化作了女像，对众生内心更添一点柔性的抚慰。更有千手千眼观音，合着普度众生的需要。
我一直向往着普陀，也正是因为观音。贫困的童年，父亲的历史问题，更有一些不愿诉说的不幸，加上“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在那自己的命运由别人主宰的岁月中，自然对观音有着一点内心的呼唤。
我不是佛教徒，到庙宇也不拜佛像。如今年岁长了，懂得一切都在自己，不靠外求。给佛像叩几个头，求佛能帮助完成一个世俗的愿望，我觉得有点像交易的味道。但对观音，我内心依然怀着深深的尊崇。作为审美的艺术形象，观音那种有众生苦难在便有观音在的襟怀，具有无上的高度。
普陀有不肯去菩萨像。传说当年载着菩萨像的船几次东渡，都被风浪卷回了普陀，于是菩萨像就有了人格化形象化的尊称：不肯去菩萨。按佛界的说法，观音是西方佛国的尊者，只要众生念着她，过几亿佛土她也即至，又如何去还是不去？其实，菩萨所在便是众生，普陀即众生，众生即普陀。
普陀我去过了，和许多的游玩过的风景点一样，在我的记忆中，也在我与友人的交谈中，会说一声；我到过的。只是在我的心中，普陀还是那片淡淡云雾缭绕的海岛，飘着若有若无的雨丝，清净的殿堂，静静相对的观音像。
那是我一个人的普陀。
实秋和冰心
韩石山
三四十年前，若有人说梁实秋有个朋友叫冰心，听的人会惊叫起来，怎么可能呢。若说冰心有个朋友叫梁实秋呢，那几乎等于诽谤或诬陷了。知情者会叮嘱，可不敢乱说。
现在好了，是不是朋友，只看是不是有情谊，别的都可免谈。
梁实秋和冰心，确实是朋友，还是真情实意，或者说是剧意诗情的好朋友。
1923年夏天，两人同船赴美留学，上船后始相识。此前梁曾批评过谢的作品，初见面两人有一段对话很有趣。梁问：“您到美国修习什么？”谢答：“文学。”又问梁：“您修习什么？”梁答：“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毕竟同船，很快就熟络了。
到美国后，一伙留学生曾演出话剧《琵琶记》，梁饰蔡中郎，谢文秋饰赵五娘，冰心饰宰相女。按剧中情节，是宰相女看上蔡中郎，而蔡中郎却有意于赵五娘。相思人不得婚配，只能徒唤奈何。后来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结婚，冰心调侃梁：“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后来回到国内写文章，梁有时写文章便以“秋郎”为笔名，到了老年又堂而皇之地自命（名）为“秋翁”。
附带说一下，新近出版的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中有朱世明偕夫人举行宴会的照片，文中没有注明夫人姓名，据年龄判断，极有可能是谢文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看看二人的风采，当更能体会冰心此语的意味。
大陆“文革”初期，梁实秋听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悲痛之余写了《记冰心》一文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发表。文本附录了一束冰心历年给他的信。梁先生有没有反正冰心夫妇已经死了，不妨把这份情感公开的意思，我们不好揣想，但这些信透露了两人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则是不容置疑的。
193l年11月下旬，也就是徐志摩遇难没有几天，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把徐志摩贬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谁都知道，30年代初，冰心已很少写诗了，偶尔写了一首，只要秋郎喜欢，她就可以接连写上一二十首。这是多大的动力。
过了两年，知道是误传，梁又在《传记文学》上著文更正。一面欣喜冰心夫妇仍活着，一面又不能不感伤这夫妇俩在“文革”中受的磨难。引述唐向森的文章说，他俩还活在人间，刚刚由湖北孝感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这两口子如今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都穿着皱巴巴的人民装。也还暖和”。
到了80年代初，海峡两岸的坚冰打破了，可以相互往来了，梁实秋二女儿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据说梁先生带给冰心的口信是：“我没有变。”而冰心托文蔷回来的话则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记述此事的李运华在文章中说，烽火隔绝三十余载，而此心不渝，这是何等凄美的默契！
不要以为我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厚诬前贤，不是的，我对他们的爱戴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差。我只是觉得，这样的情感，仍是他们人性中绚丽的云霞。有了这样的情感，他们才更值得我们爱戴。
日本电影《日本鬼子》的遭遇
李士非
最近从凤凰卫视上两次看到同一个节目，这个节目介绍了日本人拍的影片《日本鬼子》在日本的遭遇，令人十分激动，忍不住有话要说。
《日本鬼子》是日本电影导演、独立制片人松井稔拍摄的纪实影片，长达三小时，集中反映了十四名侵华老兵对战争罪行的忏悔。这些老兵都是民间组织“中归联”的成员。顾名思义，“中归联”就是“中国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