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5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先生在国务院主持召开的“爱一滴水就是爱全世界大型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是我国水利工程中一个失败的记录。
附2：655次举报前后
作者：谢朝平（2006年5月）
举报者李万明
在名利悠关的时候，以个人的力量去抗衡一级甚至是几级“组织”，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五一”长假结束那天，记者收到了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长达84页计7万余字的“举报信”。信的开头，他说，这是我第655次投书举报。针对与自己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移民资金、土地等问题，我已连续不断地举报了14年。14年举报遇到的阻力和艰难困苦使我代价沉重，身心疲惫，54岁就华发早生……
举报的代价的确是沉重的——为打印和寄发材料等，他已花费约4。8万元，还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最艰难时；他不得不在邮局赊帐甚至以卖血维持举报的开支。他的行为同时也使他丧失了升职的机会，4年前，他是全市唯一有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目前，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仅870元。
这一切，他完全无怨无悔，对 “事业” 的认定和投入使他将个人的恩怨得失置之度外，毫不吝惜地在举报上倾注自己的精力与财力。但在他灵魂深处，却有一块令他良心不得安宁的领地——那是他对坟墓里母亲永远的疚愧——老人临终前，他仍在忙着举报的事。李万明说，母亲去世后，我在睡梦中常听到她老人家怨骂我是不孝之子。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上世纪80年代至今，每过一两年，他的事或因他“生出的事”都会见诸报端，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对他的举报信作过批示，有关他的“问题”还曾被提到陕西省委的常委会上研究讨论。
渭南市委、市府，尤其是原市移民办的一些领导对李万明这盏“不省油的灯”更是颇多微词，同时也头疼不已。当了17年渭南市移民办主任，如今已退休在家养病的郑博接受采访时首先对记者介绍的是：李万明这人自私，爱告状。说这几个字时的语气使人明显地感觉到了眼前这位老者昔日的怨气仍未消退。在一份长达12页的材料中，官员们以组织的名义对李万明的举报作了这样的结论：他片面理解《宪法》和《党章》所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只讲自由，不讲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市政府甚至以文件的形式宣泄着官员们压抑已久的恼怒和愤恨：“李万明在举报中的一些提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以移民款不能乱用这个正确的提法去掩盖自己企图搞乱单位，搞乱移民工作的恶毒用心。”在省委常委会上，渭南的官员要求“将其辞退”；“对其坚决依法严惩，至少实行劳动教养”。他因此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秘密关押20多天。
这次牢狱之灾更加坚定了李万明的举报决心，对着香港记者伸去的电视采访话筒，他宣称：在举报腐败问题上，亲朋好友反对，我就断绝关系，孩子反对，我就不认他这个子女，妻子反对，我就离婚。举报的问题得不到有效查处，我会一直告下去，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三门峡库区的移民对李万明的举报感激不已。2002年清明时节，数十位移民把“反腐勇士”的锦旗挂在墓前告慰他母亲的在天之灵，素昧平生的移民纷纷用自己独特的表示尊敬的方式向他赠送礼物：一只鸡，希望他补补身子，一袋水果，表示一点心意，塞去几元几十元钱，让其偿还寄举报信欠下的债务。
这些零星的敬意使他获得了远远超过他职务的影响力，在当地产生了一种令个别官员生畏的巨大存在。官员们违背中央规定擅自压缩三门峡库区返迁人数的事，克扣灾民建房款的事，乱借移民资金，用移民资金办同学会、买礼品和在媒体上自我“宣传”等令人尴尬难堪的事通过他频频曝光，使其名利俱损。2006年6月初，记者通过有关渠道又了解到：2003年8月，华阴洪灾后，中央发改委给灾区拨出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其中，4700多万元灾后重建款滞留陕西省府达两年零9个月。前不久，中央发改委决定冻结此款，并责令陕西发改委酬款700万，华阴市政府酬款500万解决“03洪灾”的遗留问题……
国务院的安置文件及返迁人数的压缩
李万明的举报因三门峡水库而起。
沿陇海铁路从渭南向东行335公里是三门峡大坝。在这段路上，分布于陕西、河南、山西的100多万亩土地原本是三门峡库区——1955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按设计，100万亩库区80％的面积都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的大荔、华阴、潼关等县境内。当年，为了支援新中国的第一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28。7 万移民毅然舍弃世代耕耘的膏腴良田，远迁宁夏、渭北等不毛之地。如今，渭南市的移民总数已繁衍至50万人。
三门峡水库由原苏联专家设计。因设计脱离黄河实际，建成仅运用两年便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使渭河、洛河的入黄口形成了5米高的拦门沙，水库几近报废。为此，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内200多位水利专家进行“会诊”后，决定水库不再蓄水，实行“径流发电”（即来多少水，发多少电）。
不再蓄水的三门峡水库使陕西境内的80万亩良田重新露出水面，泥泞中芦苇疯长，荒草萋萋，草丛间出没的生灵在这片乐园里寻找着昔日那些美好与苍凉的记忆。
党中央十分关心当年远迁他乡如今依然生存艰难的移民，198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中记载：“三门峡库区移民中有15万人生产、生活很困难，需要返回库区安置。”为此，中央决定从军队和地方农场划拨30万亩土地安置这15万移民返库定居。同时成立了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后改为渭南市移民局），开展移民返迁安置工作。郑博就是此时走马上任为该移民办主任的。
采访时，记者在那本脱稿于1992年的《渭南市移民志》上看到：中央《纪要》下发后，渭南移民办从部队和地方农场接收土地 31。2万亩，从1985年6月至1990年底，共安置返迁移民17633户，73965人（其中包括通过非法渠道进库安置的假移民约5000人），还未达到《纪要》所规定返迁15万人的50％。
这组与中央安置计划相距甚远的数字当然不能也从未公开过——在对外宣传以及给省里和中央的汇报中，进库安置的移民总数一直被渭南官方说成12万人，比实际进库安置人数超报4。6万多人。李万明告诉记者：在安置移民时，郑博等人擅自采取“严格控制、尽量压缩返迁移民”的政策，致使实际返迁人数与中央要求返迁人数的差距十分悬殊。当时，我在库区安置科具体负责返库移民的统计报表工作，当我将汇总结果报告给郑博时，他一再指示：“这个汇总结果一定要严加保密，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否则会出大乱子。”此后，他们就一直把返库移民上报为12万人。1993年，我把真实安置人数向中央举报后，郑博等人又将安置移民总数说成是“近10万人”。
李万明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很多文字材料中得到了应证：1992年1月，渭南移民办在给省移民办的一份汇报材料中称：“经各方面共同努力，渭南已成功安置移民 12万余人。”事隔7年，这一数字却悄然发生变化，在1999年3月一篇题为《走开发性移民道路》的文章中，郑博向媒体宣称：“十万移民返库平稳有序……”
对库区的具体安置人数，在记者采访之初，郑博仍强调“安置了12万人”。但当记者问及为什么《移民志》上是73965人时，郑博思考良久又纠正说，当时我们的确下达了12万的指标，但实际没安置那么多。记者追问为什么要按12万而不按15万下指标时，郑博似乎明白了记者的意图，干脆承认：行署考虑人多了不好安置。记者问，改变安置人数是谁批准的？郑博回答：未经国务院批准，也未如实报告国务院，是我们报经行署同意决定的，这个数字省移民办也知道。“没有12 万移民为什么要上报12万？”郑博坦言：为了在中央争取更多的移民资金。
此后，渭南的确争取到了不少资金——中央有关部门仍按15万人给予拨款、分物和划拨土地。接着，渭南移民办经市府、省府、水利部，又先后向国务院呈报了《移民安置补充规划报告》、《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遗留问题近中期规划报告》、《移民遗留问题处理2002…2007六年规划报告》以及其它各类名目的项目索款报告计30多亿。其中大部分报告经国务院“同意”或“原则同意”后，便由中央财政逐年逐项向该移民办付诸拨款。同时，渭南移民办还向地处河南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多次索要了大量的移民防汛经费、器材及小车等。于是，渭南移民办成了当地“钱多地多、家大业大”的“款爷”，这种富有给日后一些人随意将移民资金外借、随意处置富余土地等侵害移民利益的行为留下了偌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也为库区的稳定不断制造着祸患与麻烦。
“富余土地”留下的后患
渭南有关方面 “压缩”掉一半多的返迁安置人口，最明显的“效益”之一是从中“省”出了大量土地——按规定，每个返迁移民分得了2亩土地，73965个移民只占用了中央划拨31。2万亩土地中的14。79万余亩；而除道路、学校、医院等公益用地外下余的10万余亩土地则成了渭南库区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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