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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的宿舍安排在图书室的顶头，紧挨图书馆，比较隐蔽，也免受打扰。里面收拾得较为简单，写字台，文件柜，床，单人沙发，我怕收拾得太好，她会产生疑心，不过，那屋子窗户向南，朝阳，外面是一排还没长大看上去很清秀的柳树，柳树再开外的地方是一人多高爬满绿藤的铁栅栏，那是学校的后山，很少有人来，她一定喜欢，她可以躺在淡粉色的床上看看书，或者摸着枕头套上的卡通人物睡会儿觉，可以在屋里来回踱步构思小说，累了，可以拉开粉底碎花的窗帘看看窗外。
我完全按一个女孩该有的喜好对后勤部提了要求。后来，我真正接近她后才发现，我的薇拉，最喜欢的地方不是繁华的现实，而是幽暗压抑的十八层地狱，她喜欢那里的阴冷，喜欢那里的暗无天日，在那里，她把自己打得粉碎，然后看着四处游散的灵魂组合成无数个各式各样令她眼花缭乱的自己。
醒（八）
醒 8
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和薇拉在学校南边的未名湖畔散步。
她说：“尽管文学已经失去少女的光鲜、少妇的风韵，变得像个弃之可惜不弃又无大用的酸腐老太太，但还是有人，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能发现它的美，真是难得。”
看来她把我归于大众，认为我是那种只会对金钱、职位、美女投资下注的男人。孟子所言，人之本性，食色性也！本没错，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我们再不用为丢了二两粮票而饿肚子，再不用怕冬天还要穿那双露出脚趾的鞋了，我们口袋里的钱，足可以买房子，买汽车，买选票，甚至可以买到人体器官，买到女人。改革开放把全世界摆到桌上，来自全球应接不暇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让我们的感官疲惫不堪，哪里还有时间和空间让心去体会柏拉图的妙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心在夜以继日地为我们提供活力的时候，就没有需求，难道人们越忙碌越空虚，不是心的呼唤？
我不能在薇拉面前大放厥词，也不能谦虚到虚假。不过，至少我们有一些共同语言。文学对她来说，一定就像宗教，神圣、万能、无处不在。在她面前，即使违心说谎，我也只能虔诚地恭维文学。我说：“文学是高贵的，它不应该俯首屈从媚俗于大众，无论人们在它的身体上贴了多少钞票，依然改变不了它圣洁善良的本性。”多文学的语言啊！我为自己的表现暗自窃喜。
她听着，缓步向前，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有时看看周围，湖上鳞光波动，山上树密草香。我继续说下去，全然一个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但没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班门弄斧与鲁莽，她是个机灵鬼，看我停下来，就稍稍放缓步子，半仰脸，眼睛看着别处，微翘着下巴，鼓励我，很好，继续。
我几乎没听到她的话，和她如此近的距离，我却两耳失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颗小小的，俏俏的，淡咖色的痣，居然长在她脖子靠近锁骨的地方。真是太美了。薇拉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我，继续。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依我看，现在的小说，精品少，垃圾多，当然不包括你。”
“不，当然包括我，我从来就这么认为。”她很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垃圾，接着她有点愤慨地说，“可现在，只有垃圾才能满足这些贪婪的猪，你觉得现在还有几个人像人吗？我怎么老是看不到一个人。包括你，你也承认自己是个人吗？如果拿真正的人的标准来衡量。”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言外之意，我也是猪。她并没有怕我面子上过不去，或无法接受，直接又说：“别不敢承认，其实，你也是，我也是，吃，睡，最后任人宰割！无休止的万恶的时代。”
她把我吓住了。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她突然停下来，转身看我，没大没小地用指头指着我笑，说我脸色大变，惨绿惨绿的。然后提议换个话题，如果没兴趣，就宣布散步结束。我怎么愿意让她离开呢？我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她，话一说开，我就发现，我是那么希望让她了解我的一切，我是那么愿意在她面前做个毫无保留的玻璃人。
我一九七四年出生在北京，长在一个一九七八年才通电、一九八五年才通公路（还不是柏油的）的山村。我母亲是下乡知青，父亲是当地农民。我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我们算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体、杂交种，或是一个怪物，农村人眼里我们是城里人，但回到北京，我们又是彻头彻尾的泥腿子农村人。我始终说不清两种基因，到底哪种在我的身上发挥的作用大一些。
两个姐姐的命都不好，她们是被一个搞不明白的问题害死的：同样是人，同样一个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为什么就那么大呢。那个年代，知识和阅历同样粗浅的她们没有听说过二元经济，却切实体会和忍受了二元社会或二元人给她们造成的苦难。城市，有班上，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商场，有电车，考试都可以加分，是天堂。农村人睁开眼劳动，闭上眼睡觉，黑暗、冷清、死寂，是地狱，如果像母亲年轻时那样，披星戴月挑灯造田，活在一种轰轰烈烈之中让个体消失也就算了，可土地下放以后，她们所分得的那点土地，就是日夜暖在怀里喂上奶，也打不出亩产万斤的粮食，即便打出粮食，也换不来电视机、玻璃幕墙、电梯。如果我的两个姐姐，没有被一个向往牵着，像当地姑娘那样没有任何想法，只盼上天开眼给自己送个勤劳细心知道体贴女人的如意郎君，也许她们还会活得很好，问题是她们被牵动了，那个向往不仅仅是城市，而且还是有直观记忆或比较的首都。她们想回北京，甚至做好了回去扛砖头、扫大街，给人家洗衣服的心里准备。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你们想回不是不可以，那就等我死了再动这个心思。
现在，我多么希望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她们能安分一些，宿命一些，说不定将来在那山清水秀的农村，能活出个百岁寿星，她们戴着古铜色的头巾，拄着龙头拐靠在暖烘烘的石墙上，看着满院的儿孙。偏偏，我们姐弟仨从小就意识到了与那些农村孩子的“不同”（其实某种意义上是现在追求个性的另版解释），我们就是北京，万丈光芒的北京，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在别人那里，北京只在书本上，报纸上，想象中，而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北京本身。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北京人，尽管只是小市民，一个曾是锅炉工，一个曾是公交车售票员，但凭他们寄给我们的衣服就足可以让村里人联想到天安门城楼、天坛、故宫和宽敞的长安街。我们姐弟为这种不同骄傲，同时又自卑，那种优越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不甘于现实，苦难无法逃避，但要麻木在苦难里就更加可悲。有时候，我们也想，就这样算了，别人不是都这样吗，同样活了一辈又一辈。可那只是暂时的，瞬间的，当课本上那张飘着红旗的天安门图像在脑中出现时，我们刚刚被自己说服平静的心，就被撩拨，被*了。我们决定离开，不论以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手段。母亲已经毁了，我们不能再继续毁下去。
第二年，外婆再次来信要求妈妈带我们返城。两个姐姐收拾好了行李，母亲再次出面阻拦，还骂两个姐姐不知天高地厚。当时，我们只认识到母亲的自私，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自私。后来我才觉得，也许母亲是害怕了。她相信了一个时代，时代却让她变得自卑（我一直这么认为）。那些天，母亲脾气怪张，行动异常，一时好一时坏，从来很少照镜子的她，开始常常照起镜子来，而且一照就是很长时间。我想那个水银已经不太好的镜子和她做了很多的交流，帮她从眼睛到心里透透彻彻地看遍了自己，决定留下来，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是为了守住当年的理想，或不值一提的誓言。我始终不知道该说她是大智，还是愚蠢，她没有受到返城知青婚姻问题、住房问题、工作问题的冲击，也没有受到与想象一落千丈的打击。也许她是看到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变得了名存实亡，才把我们成为她的孩子说成是天命，她的命，我们的命，但她却成了不幸命运的帮凶和刽子手。
幸与不幸，谁知道呢？母亲发火了，说休想给她扣那么大的帽子，她承担不起，有本事，就自己出去打拼。两个姐姐带头开始，从学习到农活样样是别人的榜样，大姐初中毕业到乡农机站当拖拉机手，没想，在一次修水库拉石料中掉下山崖车毁人亡。二姐选择了另一条路，到县剧团学戏，她刻苦认真，深受大家喜欢，却在一次下乡演出时被人拉到玉米地里*后，用石头砸了个面目全非。两个姐姐的死，让母亲得了抑郁症，两年后突然双目发呆连父亲都不认识了，第三年的夏天，母亲死了，由我执笔父亲口述给北京去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母亲一缕头发。等到北京的回信，母亲埋在当年由她亲手造的而今被撂荒的梯田里已经十三天了。后来，我们再没有收到北京的信，我们与北京的关系，也就此永无再续了。
如此情愿，又毫无顾忌地讲出这些，我还是第一次。过去，即使对桑安娜，我讲的也是另外一套。这倒不是我有意对桑安娜说谎，我只是对她虚构了心情，觉得那些真实的东西与桑安娜没有关系，何必让她陷入一种无用的糟糕中呢。
薇拉却不同，我强烈地毫无保留地想让她了解我，我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偏执嗜好，我的一切，总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