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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国准备借道进攻中山时,赵国的赵利从利害和计谋上作了两层分析。通过利害分析,赵利认为应该借道给魏;而从计谋要求上,他则建议采取佯示不得已的方式。“借之道而示以不得已”是赵利两层分析的综合结论。
赵利的利害分析建立在如下两个认识基础之上:其一是邻邦魏国的疲惫衰弱必然显示出赵国的强大;其二是魏国不能够越赵而占有中山。以此为基础,赵利对魏国的战事作了或败或胜两种相反的估计,进行了一次严密的、形式完全正确的二难推理,得出了应该借道的确定结论。应该说,如果赵利的两点认识基础没有漏误,能够成立,那么他的结论就毫无疑问。
赵利的第一层分析是完全站在赵国的立场上考究事情的利害,他接下来的第二层分析则是把自己设定在魏国的位置上来预测事情的发展。魏国绝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赵国,如果看清攻打中山会给赵国带来大利,自然会中止此事。因此,赵国只有把自己即将到手的获利在情绪上掩盖起来,才能向魏国既落下借道的人情,又获得其无意间悄悄送来的好处。而佯示不得已,就是赵国在借道给魏时掩饰自己获利之情的基本谋略方针。
赵利的两层分析以利害为基础,以谋略为保证,两者合为表里,互相补充,不能不谓精透、全面。然而,他关于利害分析的第二个认识前提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疏漏。实际上,魏国未必不能越赵而占有中山,魏国甚至可以在攻取中山后回国时顺道灭赵,赵利显然忘记了约二百年前虞国借道给晋的亡国教训。既然赵利的利害分析包含了一个存在疏漏的认识基础,那么这一利害分析的正确性就该打一较大的折扣。史料对赵国借道的结果未作记载,历史的事实是赵国没有被魏国所攻灭,然而赵利对借道一事做出的分析,其本身的精透全面和内含的前提疏漏却是可以肯定的。
赵利对借道之事的分析留给人们不少的启示:第一,利害关系是国家交往的实质,是人们一切谋略活动应把握的核心问题。没有利害,就没有争斗,就没有复杂的人类社会,因而就无谋略可言。一个国家不希望身边出现强大的邻邦,这出自他们利害关系的必然要求。抓住了利害关系,就能对许多事情做出深刻的理解。第二,人们考究一个问题,或者权衡一种策略,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所得,同时还应想到对方的所虑,要善于把自己设定在对手的位置上考虑问题,知己知彼,避免一厢情愿的空想。第三,对于具体问题,人们会根据利害关系制定出相应的方案,但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两者合为表里,互相补充,人们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第四,考虑一个问题,人们应广泛吸取历史的教训,借鉴历史这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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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憙:宫女难除,举为王后
《战国策?中山》讲述了司马憙为消除一名宫女对他的怨恨而采取的计策。司马憙为中山国之相,不知什么原因,一位名叫阴简的宫女对他极为怨恨,常在君主面前说他的坏话,或者给他制造为难。司马憙听从别人的劝告,准备以计除怨。有一次,他乘着接触赵国使者的机会,大讲阴简的姿色之美,将其暗中推荐给赵王,想支走阴简,以之除怨。赵王听说阴简的美貌为天下绝有,果然请求中山君送给他为妾,司马憙暗暗高兴,但没有想到中山君竟未答应。
司马憙于是另生一计,他前去对中山君说:“赵是一个强国,若惹怒了赵王,我们中山就危险啦!您既然不愿送阴简给赵,还不如把她立为后,使她作为您的正妻,天下绝没有聘不到人家妻子为妾就怨恨人家的道理。”中山君深以为然,遂立阴简为后,阴简自此非常感激司马憙。
为了消除来自某人的怨恨和作难,想办法除去该人是一种常见的方式,而司马憙第一策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他明知无法除掉作难者其人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作难者的女性角色,利用其姿色的漂亮引诱赵王,想借大国君王的力量聘走该人,这样婉转地除去作难者。在这里,作难者的女性姿色被他作为引诱赵王的香饵,反而成了他除去作难者的特殊利用物。
中山君拒绝了赵王对阴简的聘娶,司马憙那一眼看成功的高明计策破产了。这时候,赵王怨恨中山国,相国司马憙心中难安,而司马憙所怨恨的作难者仍在宫中。司马憙无力消除这些国怨私恨,于是转而采取了化解的方式,他建议中山君立阴简为正妻,一方面用以德报怨的方式把阴简抬到国家女性的最高地位,化宫中怨恨为恩德;另一方面又利用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向赵王暗示了中山国不送阴简的合理性,彻底消除了赵王对中山国的怨恨。
司马憙的第二策是利用中山君立阴简为后的行为解决两个不良关系的,一个是赵王和中山的国家关系,另一个是他和阴简的私人关系。可以想像,在计策的实施上,他对所要对付的两个人物肯定有不同的做法。他的计策的实施不用言语,只用行动,但对于赵王,实施中一定要暗示出,立阴简为后是中山君本人的决定,而且其决定在时间上早于赵王的聘娶;对于阴简,司马憙一定会想法使她知道,立后完全是相国的提议,要让她感相国之恩。愈是高明的计策,其实施要求也愈精细和复杂,否则,必然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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