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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皇太极的用人之道，与崇祯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袁崇焕死于崇祯二年，熊廷弼死于他之前，孙承宗死于他之后，但论影响，似乎以他的死最为深远。他死后的影响波及时间之长，直至明亡，未能消散。这影响并不仅仅一句“边事益无人矣”就能概括的。袁崇焕在当时被世人称为“袁长城”。他死了，明朝的长城从此名存实亡，终于到后来十数年的时间只剩了一座山海关——明朝天下的最后屏障。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结局，袁崇焕死于各路军队勤王之时，而他的死，如同一记闷棍，打醒了所有的梦中人。他死了，不是死一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彻底的埋葬了一种精神。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袁大帅那样的人了。辽东三帅的悲剧，使以后所有的将领都不会再重蹈覆辙。事实上，辽东三帅之后，越来越多的领兵之人都走上了以个人利益至上的军阀之路，而崇祯的多疑、偏执、变态亦达到极致，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后来还沿袭了天启年间太监监军的那一套，君臣之间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就这样降到了极点。在那以后，崇祯手底下依然有过杨嗣昌、孙传庭、左良玉、熊文灿、卢象升、祖大寿、曹文诏等名将，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军事才能无法与辽东三帅相比，人格与品性更是相去甚远，所以在崇祯快要完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个武将决心为他殉葬，投降成了一件大趋势，——大的流行趋势。明朝后期还出现了一位与袁崇焕可有一比的军事天才洪承畴，可是，松山一败后，他选择的也是投降，至此，明朝已经无人了。
在所有众将的投降中，有一个人的投降影响了很多人，就是祖大寿。祖大寿的投降对当时明将的震动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忠勇之人，为袁督师请命时不惜生死，后来守一座孤城可以被困长达十年不降，但是，他降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降，是心死了，对朱家天下，再也没有了希望。
而在这些人中受其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十几年后与袁大帅一样，又赶到北京来勤王的吴三桂了。因为祖大寿是吴三桂的亲舅舅，当他向北京城赶的时候，他可曾想过惨遭凌辱的袁大帅的名字？可曾又会想起，他的英雄舅舅为了报答袁督师的那份情意曾有过怎样的铁骨柔情，最后又走了怎样的归宿？而这一切，又将会对他的思想产生如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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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11）
在用人、财政、军事这三个事情上，崇祯连续的下了三盘臭棋之后，发现他最后倚仗的，就只有勤王这个选择了。然而与阁臣的对立，让崇祯成了孤家寡人；与军人之间的对立，使他发现自己根本调不动勤王的军队。无人勤王，这将成为崇祯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悲剧。
两个机会的错失（1）
其实崇祯为了勤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凡有能力勤王的军队，比如当时的吴三桂、左良玉、唐通、刘泽清、刘良佐、马士英等人，他统统加官晋爵，甚至他还想办法给这些军队增加军饷。当然，他的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就是逼迫阁臣捐款，这个办法效果甚微，大家到这个时候纷纷哭穷，百官、皇亲、国戚、宦官加起来捐了不过二十万两，这也怪不得众人，在这个事上崇祯一毛不拔，皇上都如此，别人当然不会太卖力了。在钱财的问题上，崇祯表现的出奇的吝啬，经常犯他爷爷万历才有的毛病，这也是个怪事，都死到临头了，他还在想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命，此人的智商不是个低能解释的了。
崇祯对一生恨尽阁臣，但唯独没有提及军阀，说明他对勤王之师还是有所倚重的。但他却不知道，其实勤王对他来说，不过是个梦话，悲剧早已发生，相对于阁臣与他的对立外，军人和他早已离心。其实早在辽东三帅相继被清算以后，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肯为他效忠，崇祯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但在这最后抉择之前，明王朝曾有过两次重要的机会，如果选择正确，也可能会有转机。但是却这两个机会却都葬送在崇祯的手中了。在面对这两个机会时，崇祯的性格缺点与君臣之间的无形对立更加激化，干脆成为摆在桌面上的事情了。
一次是南迁。南迁是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之后，力图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南京是当年太祖发迹之地，后来又被成祖定为“陪都”，是明王朝又一个根据地。崇祯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在位之时，当时忧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曾私下秘密与这位首辅商议过南迁之议，并叮嘱其不得向外泄露，但后来，这一机密还是传到了懿安皇后（天启皇后张氏）口中，这位嫂子对崇祯的皇后周氏坚决表示了反对之意。因为尊敬这位嫂子的意见，崇祯虽然对泄密行为大怒，但也不敢再提此事。以崇祯的性格，当然也会怀疑周延儒与此事有关，后来周延儒被杀，很难说明此事是否也是其理由之一。
此时周延儒已死，北京危急，南迁之事又再提起。这次提起的是左中允李明睿，崇祯十七年（一###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崇祯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李趁机提出“南迁”之意，崇祯再次表示赞同。
就崇祯来讲，他内心是赞成南迁的。因为对于明室来说，南京本来就是陪都，明成祖时期南京就已经设立了具体而微的中央机构，俨然一个小朝廷。延续至今，明朝几代天子，都对南京情有独钟，南京之繁华，也优于其他城市，许多名人都驻留南京，比如当时著名的秦淮八艳，江左三大家都在这一带活动。而最重要的是，因为长江中下游还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环伺，南京比北京安全的多。但迁都之事，涉及宗庙陵寝，祖宗章法，崇祯刚愎自用，却也不敢在此事上太过冒进。于是他迫切需要六部大臣支持，但兹事体大，崇祯又极擅长做推卸责任、翻脸无情之事，六部大臣哪个敢开这个口承担这个可能会招来非议的决定？于是，正月十九上朝，当崇祯提出这一建议，并放出若不能如此则愿亲自出征以决一战的烟雾弹时，群臣先是诧异，接着纷纷表示“愿意代君出征”，南迁之事，无人赞同。崇祯无奈，只得放下此议。
这是在明亡之前，崇祯与群臣之间一次的无形的较量。由这一刻开始，死要命子活受罪的崇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实在国家危难之时，迁都也不是不可为之事，历史上也多有先例，可惜的是，崇祯竟然为了面子任由这个机会白白的流失。而阁臣对于他的手段目的了解的一清二楚，他想听的话已经没人愿意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没人敢替他担这个责任。
但群臣中既然有人放了话要代君出征，那就对不起，真要有人代君出征了。只不过，这位名叫李建泰的官员代君出征后还没有到达李自成攻打的山西，太原就陷落了。
两个机会的错失（2）
此后崇祯一直思议南迁之事，但此事却遭到内阁大臣的反对，反对者最烈者为曾经成功扳倒过周延儒的内阁首辅陈演，甚至以辞官相威胁。在这种涉及祖宗庙器的大事上，崇祯不敢太过擅专，直至三月，南迁时机已过，崇祯虽有此意，但也无法再做决定。此人也真是狠人，他索性不但自己不走，干脆连太子、家人也全部留下了，只不过他这一狠，成全了后来的满清王朝，让人家不费什么力就顺利接管了大明王朝的一切，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顾之忧。而嫡子落陷，更导致后来的南明王朝在王位继承人上暧昧不定，最后形成派系倾轧。这一时机的丧失，是崇祯不智之充分体现。
除南迁外，明朝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议和。这个想法也是崇祯早在两年前就有的，当时是崇祯十五年，洪承畴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就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这一决定得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支持久，他向皇帝坦明：两线作战决无体力。他于是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反复商议，但此事不知如何又走漏了风声音，朝中其他大臣得知，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对此的反应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暗里却写手诏给陈新甲，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给让群臣知道。
同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恰逢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这时一件极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使者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茶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在这两个糊涂蛋的无意间的联合下，此事大白于天下，群臣拿到了证据，一片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的个性缺点在这时再次体现出来了，面对群臣的纷乱，为平众怒，他竟下旨捉拿了陈新甲，要陈新甲解释这罪恶之行的动机是什么？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并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丢了脸皮，更怒，于是下旨将陈新甲立即斩决。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议和之事。
今人看之，议和无疑是当时恶劣环境下的一个明智之举，而满清一方，其实从皇太极开始，也因忌惮明军威力，就时常有议和想法，甚至皇太极甘愿自降身份，屈于明天子之下。崇祯能想到此招，也并非完全无智之人，但关键的是，满朝群臣可能不会忘记，不过数年前，曾经力主议和的袁崇焕就以通敌之罪被凌迟处死，“议和”之事，处理不好就变成了“卖国通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