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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与议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后了一条路——勤王，而围绕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了，内忧外患无法消解，此时尚可作战的只有吴三桂手下号称八万之众的关宁铁骑。但围绕着是否调吴三桂入京的问题，群臣再次发生争议，因为吴三桂此时担任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调吴三桂入关事宜，无异于饮鸩止渴，撤走宁远军队，不但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坚固的防线，更意味着宁锦防线的放弃，由宁远至山海关一带的几百里土地无人保护，势必会落入清人之手。而从此京师屏障只剩下山海关一座孤城，同样是危险万分之事。
丢弃土地，是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发生的丑事，特别是，还要丢掉可以抵挡关外敌人的最重要的土地，当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祯个性，即使此举能成，一旦事毕后肯定会就此找一个替罪羊，以掩饰自己的无能，有陈新甲的先例，谁会自愿做这个替罪羊？这时满朝大臣对崇祯的心态已经有所了解，于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表现出了它的低能和工于算计：满朝的文武大员先是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到后来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不得不上前说话，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但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
两个机会的错失（3）
这种废话式的意见一下子开了头，满朝文武以废话为基准，说了更多形同没说的废话。调兵之事于是压下。二月，崇祯再提旧事，众臣又是老样子，最后只有吏都科给事中吴麟征积极主张调兵，到这个危急时候，明朝的大臣们出于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个准意见。
崇祯心里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无法可施，因为这个时候，杀人和换人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阁臣陈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见，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计。崇祯马上召见吴襄，问吴襄，可否弃宁远，吴襄表示可行，崇祯再问，吴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这位身世显赫的老将军实话实说，注册八万，可用者三万。
三万！崇祯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军队全盛之时，有百万雄兵可用，如今，能够撑起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万！而接下来吴襄的话更让他寒心，吴襄告诉他：“这三万人能够用的也不过三千人可用耳。”崇祯惊慌之极，问这三千人如何能够退敌，吴襄说了实话，这三千人并非进行的军队，而是自己的家丁与兄弟，为培养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费尽心力，“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明史·吴三桂传》）也就是说，是靠着比自己享受的待遇还高的待遇，才好不容易养了这三千死士。
吴襄在这里可能有所夸张，需知这人也是政治老油条，他怕把话说得太满，将来也不太好收场，这方面自然也有当年袁崇焕的前车之鉴。但关宁铁骑当时的兵力也确实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很沮丧，于是问，需军饷否？吴襄说要至少一百万。于是，就上演了前文所说的一幕，为了心疼这一百万两银子，调兵再次搁浅，崇祯的吝啬给自己更快地掘了坟墓。
群臣还在拿不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李自成的军队却不等了，一个月之间，他的大军已逼近北京。京城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时候，群臣还在争议不决，主张放弃宁远和坚持一寸山河一寸金铁两派在朝上唇枪舌战，崇祯终于等不住了，他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分封左良玉、黄得功、高杰等人头衔不等，命其随同一起入关勤王。
崇祯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本人来说，是完全无奈之举，而且这一定也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命令。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在我国冗长的历史中，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是历史的必然。此话正确之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往往都视外患为心腹大患，却总是在“内乱”的阴沟里翻船。明朝更是如此，流民李自成的突然起事直至壮大，令明廷首尾难顾，而这个大变局的出现，竟然令得一直深为明朝廷重视的“关里关外”的危机也发生了转化，一直是主要对手的关外势力，让位给了来自于关里的流民叛乱，从此后对于明室来说，对付关外势力就只有了山海关这一道屏障，这是个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即使暂时有效，但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其实是反而更大了。
放弃宁远也表明了崇祯心中对流民的恐惧其实是大于对外族的恐惧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墙可以拆了。崇祯虽然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的命令，但执行情况却极差，甚至是无人响应。崇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在袁崇焕大帅死后，勤王军队的表现的真是每况愈下！大明王朝的诸将基本上都是为自己打算，再加上都防着崇祯的为人，没几个积极配合的。其中刘泽清就先谎报坠马，说脚受伤了，借故不奉诏，这种情绪和借口在诸部勤王部队中极为多见。吴三桂、王永吉等人离北京并不远，但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行进的速度不是一个慢字可以形容的，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于是，面对李自成，也就只有这八千人要用了。
两个机会的错失（4）
可是，历史是不等人的，吴三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先到了北京城下。
大败局（1）
一###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开始攻城。
事实上等不到这一天，五天前满朝群臣就已知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谁了。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到达居庸关时，那位曾表示决不辱君命的第一路勤王大将唐通竟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不战而降，这最后的八千人也没能把“勤王”的使命贯彻下去，也就是说，最后为崇祯卖命的连八千人都没有。居庸关是北京对关内的第一道门户，这个门户此时轻易就洞开了。不战而降，在明朝众将中他们当然不是先例，事实上从山西会战开始，这些降将已经是逐级增加了，最搞笑的是，崇祯派去代替自己出征的“替身”李建泰也投了降，这仗，不用打，结局已经内定。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队进入高碑店，西路挺进西直门外，城墙开始接受炮轰，轰轰之声震天动地，崇祯上朝之时，连脚下的大地都可以感到震动，大家相对而泣，惶恐难当，各自说着不着边际的应敌对策，但心中却都隐隐觉得，勤王的军队不会来了。崇祯却一反常态，显得极为镇定。他呆立那里，在御案上写了几个字，司礼大监王之心发现，随即将之抹去了，崇祯在这上面，写有六个字：“文臣人人可杀。”
这个一生好谋无断、刚愎自用的偏执狂，直到临死之前仍在怨天尤人，一个心中从无感恩之心的人，其实一生也是活在痛苦与积怨之中，崇祯死到临头，仍不悔误。
就在北京告急之时，崇祯一直期盼的吴三桂的军队一直没有出现，由山海关出发，三百里的行程居然拖了四天还没有到。不知道吴三桂此时是什么心情？可能他也知道自己要打的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而因此心情极度复杂吧。
没到中午，西直门就被攻下了，接着，平则门、彰义门全部失陷，军队围了上来，守城的军士几乎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潮水一般的大顺军队围住了北京城，后人如此形容“四面如黄云蔽野”——四面全是穿黄色衣甲的大军。
三月十八日一早开始，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但这雨并没有挡住大顺军队的攻势，李自成开始冒雨攻城，明军开始放空炮了，当然这于事无补，最后连空炮都放光了。李自成开始在彰义城外喊话。
这是李自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帝国的最高首脑间对话，虽然他们并没有亲自见面，替他们传话的是一个名叫李国祯的守将，但是，其实他们之间已经开始有了真正的对话，这次，不是一个流民与帝皇在交流，而是一个胜利者与一个丧家犬的对话。
李国祯要求自己为人质，令李自成派人去谈判，李自成狂笑道：“何用人质！”胜利者已经不需要在那些细节上费口水了。李自成提出了条件——“割地求和”，并精心挑选了一个特使——崇祯一度宠信的投降太监杜勋前去谈判，当崇祯看见杜勋的时候，这个场面一定会令所有人百感交集，崇祯自己呢？依然怨天尤人吗？
李自成的条件很简单：划分天下，赏银一百万两给他的军队，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作为条件，大顺与大明联手，抗击清军，保卫辽东。
平心而论，这个条件开的不错，李自成虽然起事多年，但多少还是对崇祯给了几分面子，也许在潜意识里，这位流民领袖还认为，崇祯罪不至死。而他自己也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想要征服整个天下。任何有头脑的人，对这个条件都应好好考虑，崇祯当然明白这一点，可惜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又开始玩起了他一贯的伎俩，他想找一个人挺身而出，替他接受这屈辱的绥靖政策，这个人，是他现在的传话筒，日后东山再起、局势稳定时，就如同当年的周延儒、陈新甲一样，再成为他的替罪羊。
崇祯开始问计，但满朝文武，谁不知他的心意，以前每逢议事时，还有几个人说点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无人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