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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起，神学学士和哲学博士西蒙？米斯林是学生会的常客。现在担任斯贾兰德各地政府官员的人，有许多就是当时学生会的成员，他们当时开始来到首都，在昔日同窗时寄宿的兄弟中寻找消遣。米斯林也是如此，他被注册为“学生会自由会员”。在19世纪30年代，这个校长一定在很多聚会场合遇到过这个以前的学生。根据记载，安徒生经常利用机会跳上舞台，表演一幕戏剧、朗诵或朗读自己的文章。在183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复仇的滋味对安徒生来说一定尤其的甜美。在那天晚上，米斯林目睹了他以前的学生上演的一则小故事《美丽的格拉马蒂卡》，这个故事不仅极其风趣，而且极为讽刺。在绝妙的、荒谬的形式中，这则故事嘲笑了可恶、乏味的古典语法学。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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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影响（3）
“亲爱的父母们！你们一定领到了一本名为《巴登拉丁语法》的书。我想让你们注意的正是这些课程，它针对充满幻想的心，但有些危险而且过度紧张。绝不要让这本书落入你们女儿手中；它甚至比克劳伦斯及其所有的后继者还要糟糕。是的，我非常清楚！我知道它对我和其它人有什么影响！对女士来说，它更加危险，因为它全部都是用散文写成的，只是在最尖刻的部分，它才在古典的布料中被心灵的诗句美化。我很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过于敏感的诗人———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形容词的话———利用过这座富饶的金矿；这是某种应该删减的东西！所有的拉丁语法下面存在着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幻想世界啊！多么巨大的感人的爱情故事啊！”
19世纪30年代末，除了各种各样的小型戏剧和短剧，安徒生还高声朗读自己的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和童话《幸运的套鞋》。这位作家总是干净利落，而且根据记载，有时他的服装包括丝袜、一件白色的缎子汗衫和一顶法国帽子。是的，在逃离了米斯林的势力范围后，保持一定的优雅比较妥当。然而，在《我的童话人生》中，安徒生从未提及这一精彩场景，即在学生会，他极其高兴地发现以前的校长出现在观众中。在安徒生的自传中，西蒙？米斯林不允许进入学生会。另一方面，安徒生也没有隐瞒事实，即在19世纪30年代离开赫尔辛格文法学校后，校长不得不像霍尔伯格戏剧中某个傻瓜一样，作为校长挣扎着度过余生。最终，米斯林成为哥本哈根街头上十足的可怜虫，以至于在1854年，学生会在简讯《弗罗弗莱布拉德》里发表了关于这个邋遢的、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私人教师的报道：
“无论什么时候，一群人聚集在哥本哈根的街上，很少是因为：米斯林教授得到了一双新靴子；更不可能因为：米斯林教授穿了一套新衣服。”
或许，米斯林校长在情感意义上曾经伤害过一个天才男孩，年老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把这描述为“非常残忍，前所未闻”。但同时，难道他那严格的古典教学形式和内容，就没有为这个年轻人提供更加牢固和稳定的基础吗？这个年轻人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天性混乱、反复无常。难道米斯林没有创造必需的栏杆和基础，使思维跳跃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于1822年至1827年间在作家的道路上继续发展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事实，尤其是如果你阅读了19世纪20年代安徒生给乔纳斯？科林的信件，他在信中对自身及其处境进行了更加审慎的分析：
“假设你处于我的位置，审视我的第一次教育，想象一下你的脑子里塞满了荒唐事儿和许多乱七八糟的诗歌及小说，我能力有限、性格可憎、反复无常。这样的我却做着白日梦；你是最有资格批评我的人……”
问题是如果西蒙？米斯林这种学者式的折磨者没有用拉丁语法把他的世界颠倒，没有反复地努力阻止安徒生成为艺术家，那么在证明自己缺乏作为歌手、演员和芭蕾舞演员的天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是否会成为他在19世纪20年代初所梦想和声称要成为的不朽作家。由于讽刺性的嘲弄教学法，米斯林经常把学生逼入窘境。上帝或者乔纳斯？科林或者任何其它父亲般的先见之明都不能拯救这个男孩，只有他自己的对“押韵的恶魔”所具有的天赋能够拯救他。米斯林是安徒生成为作家的原因之一。我这样说并非出于对米斯林教学法的同情，而是鉴于他被授予并同意承担了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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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教育的艺术（1）
乔纳斯？科林要找一个老师来管教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个老师要扮演的角色更可能是监察人而不是恶人。在商议安徒生前途的过程中，这个年轻人被称为科林的“诗人般的当事人”，这个名称不完全是一个误称。即使由于对《阿尔夫索尔》的评价，克努德？林恩？拉贝克仍然对决议表示赞同。
在1821年至1822年，乔纳斯？科林对这个奇怪的年轻人很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以前喜欢让…雅克？鲁索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著作。在年轻的时候，科林就已经潜心研究过鲁索和费希特的著作，并在18世纪90年代把它们翻译成了丹麦文。在19世纪初君主专制时期，作为腓特烈六世最信任的官员之一，科林必须以更加谨慎、小心的形式来发展自身天性中这种人文主义—博爱的一面，尤其是在政府任职期间。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务实、勤勉的人决定参与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教育和栽培，这是因为他对鲁索有关人类对自由的崇高倾向的观点有深刻的理解。他也非常熟悉费希特在《学者的使命》中的那些思想，其中包括对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提高自我而惩罚或嘲讽他们的观点的谴责。在年轻的时候，乔纳斯？科林也曾参加了哥本哈根大学在18世纪90年代的康德哲学讲座。他写了500页的概论，这本概论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这位德国哲学家关于“灌输教育的艺术”的观点。主要的启示是人是由他所接受的教育造就的，因此他需要关怀、教育和训练；他必须学会服从理性的规定：
“人类天生被赋予追求自由的伟大倾向。一旦人在一段时间内习惯了自由，他就会为之牺牲一切。正如前面所说，这正是为什么必须及早进行教育的原因；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将很难改变一个人。然后，他会追随自己的每一个奇思妙想。这在野蛮人中也能够看到，即使他们为欧洲人工作了一段日子，他们也绝不会习惯欧洲的生活方式……如果在年轻时允许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而不加阻拦，那么他的整个一生都会带有一定的野性。”
作为备受尊重的部门首脑、常识培养者，科林在内心里相当满意能够———保持一点距离，或多或少秘密地———从事一项有趣的、仁慈的“实验”，例如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但是，博学的浪漫派艺术家如奥斯特希望看到安徒生成为艺术家，对科林———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催化剂”———而言，问题是要把来自菲英岛的野孩子变成良好的、富有创造力的公民。乔纳斯？科林把申请寄给敏斯特先生。敏斯特后来成为主教，但当时是宫廷牧师、皇家告解神父以及大学和文法学校董事会的成员。1822年9月，在敏斯特的帮助下，科林开始四处寻找能承担这项教学计划的人选。最初，敏斯特甚至不愿意参与这项“实验”。部分是由于安徒生曾拜访过敏斯特，并告诉他剧院管理层所说的话以及他应该去的是刚刚招收第一届学生的索罗学院。在那里的老师中，有仁慈、文雅的英吉曼。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就已经认识了他。当然，对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样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男孩来说，去索罗学院是不可能的。敏斯特推荐的是情操高尚的西蒙？米斯林，他刚刚被任命为斯拉格尔斯文法学校的校长。从专业角度而言，米斯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老师。在年仅20岁时，他就参加了大学里的神学期末考试；同年摘得大学金质奖章，而且仅仅在两年之后就被授予博士学位。
哥本哈根这座著名都主教学校的前校长以自己传授学生古典知识和文化的能力而闻名于世。要把像安徒生这样的梦想家带回现实并驯服他浮躁、野蛮的本性，无疑他是最佳的选择。在哥本哈根，米斯林也作为一个渊博的、勤奋的古典语言学家而受到尊重，他无数次地复述了古代希腊和拉丁作家的著作，还翻译了莎士比亚、歌德、戈齐及沃尔特？斯科特的一系列戏剧。就翻译而言，长长的出版物名单，证明了米斯林的抱负及勤勉。19世纪20年代，在兼任汉斯？克里斯蒂安的校长和老师并且也负责管理工作的5年里，米斯林仍然设法出版了10余部希腊…罗马诗歌译作，这些译作都附有大量颇具洞察力的注释。负面的问题是有人谴责他考试过难，抱怨他惩罚方法有问题。1820年至1821年在首都学院期间，据说他经常让不能准确回答问题的学生坐在教室后面的特殊长椅上，上面写着：“特别愚蠢的学生。”
就米斯林而言，当乔纳斯？科林在1822年10月恳求他的时候，情况十分清楚。他不能拒绝腓特烈国王、乔纳斯？科林和敏斯特，其实连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也不能拒绝。反过来，从专业和精神的角度来看，对西蒙？米斯林这样具有古典倾向的教师来说，安徒生是一个受欢迎的挑战。当一切都越来越趋向于情感爆发和自然崇拜时，米斯林定下了自己的首要目标，即通过直接绕开巴洛克、洛可可和浪漫主义时代的歪曲，从而停止文化的稀释和恢复纯粹的艺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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