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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下，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变化，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形成，以及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变化，由此而发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这就是九十年代所面临的新问题。
思考中心的转移：对知识
分子自身问题的拷问
应该说，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最早发现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的，是八十年代末，1989年1月1日所写的《历史引出的隐忧》。文章一开头就说——“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理国家的作用，这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也是人们近期的斗争目标。我作为知识分子，当然赞同，愿意为之奋斗，自是不在话下。但我却在想一个也许会有些超前的问题：知识分子真的掌了权，实现了专家治国，又怎样呢？会‘一切都好起来’么？我看（不如说担心）未必。”
这是第一次对“专家治国”路线所提出的质疑。我说我的这一隐忧与质疑“来自历史”。这就意味着我的知识分子研究、历史研究重心的一个转移：如果说，八十年代我的知识分子研究，面对极“左”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外在与内在的压抑与奴役，着重于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肯定，其独立价值的确立；现在，就开始转向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打与追问：知识分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我首先谈的是我在考察“五四”以后的历史时的一个发现：在“五四”之后，中国要走什么路，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有的主张走俄国的路，有的主张走欧美的路，有的主张科学救国，有的主张革命救国，枪杆子决定一切，有的主张实业救国。具体到文化上来说，有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号称“拿来主义”，对传统文化当时有新儒学派，有儒释道合流派，对外来文化有亲英美派，有亲日派，亲俄派，等等。“五四”时期打破了一个偶像，“上帝死了”，那么，怎么办？产生了意见分歧，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后来这种意见的分歧变成了什么呢？很快就打起来了：每一方都宣布自己的这种选择是绝对的、唯一的、百分之百正确的，要争正统地位，要争做新权威新偶像，同时迫不及待地宣布其他异己的选择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最典型的是郭沫若，郭沫若本来是浪漫主义者，但他在“五四”之后突然选择了现实主义，选择现实主义也没关系，但他接着宣布浪漫主义就是反革命。他轻易地把和自己不同的选择判作“反革命”。争论最后就发展为“实际解决”。当年徐懋庸们就是这样对鲁迅说的：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你要另提口号，我们就要“实际解决”。鲁迅勃然大怒：“什么叫实际解决，充军还是杀头？”
我在那时提出这样的历史的隐忧，有了这样的历史的反思——“被‘实际解决’的，自然首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他们中间的杰出者；而‘实际解决’的始作俑者，或作伥者，也大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其中也不乏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国民党）清党运动发难者之一即是‘五四’运动的一位著名的先驱。”“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勇气正视……结果如何呢？一大批民族的精英被‘消灭’了，劫后幸存者也都大丧元气。（这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结果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的局面，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历史发展的多种选择，思想文化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可能性。”
这就是说，在历史的罪恶中，知识分子不仅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参与者。——这自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论断，面对这样的历史，我内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问题不仅仅在有的人在罪恶中为虎作伥，而且作为历史的叙述者和研究者，也同样欠了债。揭示历史的真相，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在有的知识分子的笔下，却有意无意地将历史的血腥气抹煞，洗涤干净。我们读众多的历史著作，常常发现近百年发生的无数杀人的事实都在历史的叙述中消逝。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样的质疑：难道北大百年只有光荣，没有耻辱吗？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常常有意突出前者而抹煞后者，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以上引文见《由历史引出的隐忧》，《压在心上的坟》，页135、页136—138，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八十年代末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专制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同时写的第二篇文章：1989年3月10写的《反思三题》里，我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专制”的命题。我关注的是“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掌握了权力，虽然不是必然，却有可能产生“知识分子专制”，这是必须有所警戒的。我说：“有时在默默地观察当今活跃于文坛与思想界的‘名流’时，——无论是比我长一辈的，与我同辈的，以及比我年轻一辈的，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知识分子的专制。”而且我将知识分子专制和愚民专制作了一个对比：“人们说愚民专制的可怕，在其‘不受任何约束’的群体的‘疯狂性’；知识分子专制的可憎就在其精细、严密的‘合法化’与‘科学化’。但在崇尚独尊、大一统，排斥个性、自由、少数、异己、分离、多元……上，则与帝王专制、愚民专制毫无二致。”《反思三题》，《压在心上的坟》，页132。——我这样说，在1989年年初，多少有些耸人听闻。
在八十年代末，我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在中国，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的思想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在八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强调启蒙是对民众的启蒙，但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自身的素质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
我当时提出知识分子有三大劣根性。“一曰‘酋长思想’。”唯我独尊、独革，不容忍异己、异端，以滥用权力、锻炼人罪为乐。表面上看去喜欢多样化，其实知识分子，特别是掌握了权力之后，他们最喜欢同一，不习惯多元。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知识分子在野的时候谈多元，在朝就谈一元，绝对是一元，多元化是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的。“二曰‘二元论思维定势’。”就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就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喜欢搞你死我活。不懂得对立面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老是强调一种绝对的对立，知识分子一旦发生争论，争论的结果不是说大家互补，达到一个更合理的认识，而是讲究一个吃一个，绝对不允许对方的存在，非得争个你死我活。三曰不尊重人的生命，尽量地满足自己的残贪的本性。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周作人说的，他说在中国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传病，帝王将相，学者流氓，无一不是这样。他把学者和帝王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还能接受，但和流氓联系在一起，就不能接受了。但这却是事实。鲁迅对知识分子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就是“才子加流氓”。必须是才子，没有一点才华是不行的，但同时又必须是流氓。才子气加流氓气，再加上帝王气，有了这三气，就可以横行文坛、学界，无往而不胜了。《由历史引出的隐忧》，《压在心上的坟》，页140。
知识分子的三重状态
如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在很多场合与文章里，都反复谈到鲁迅的一个重要的判断：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来是官的帮忙和帮闲的。
上次我们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个“诸葛亮情结”，总是希望获得统治者的眷顾与赏识，即所谓“三顾茅庐”。鲁迅说，皇帝老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想到知识分子，一是在开国的时候，他气势旺盛，需要你来给他唱赞歌，让你当他的清客、帮闲。譬如，汉代皇帝用了司马相如，就是看上了司马相如的才气，让他当帮闲。另一个情况，是统治出现了危机，衰败了，没辙了，于是“病急乱投医”，不是说你知识分子有本事吗？那我就听听你的意见，你这个时候能不能给我出点主意，知识分子自以为可以大显身手，其实是“帮忙”而已。不是充当“帮闲文人”，就是充当“帮忙文人”：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任何时候都没有独立过。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选择，即所谓“愿者上钩”：其可悲、可叹就在这里。
问题是到了现代社会，统治者依然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依然这样主动迎合。鲁迅写过两篇很深刻的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同意和解释》（文收《准风月谈》）、《宣传与做戏》（文收《二心集》）。他说当官的对知识分子就四个要求：一是“同意”。他说什么话，做出什么决策，提出什么口号、理论，你都坚决拥护，百分之百赞同，理解也支持，不理解也支持。二是“解释”。就是把他的口号、他的政策加以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