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关键，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自我角色的认定。由此而引起我对自己在八十年代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的一个反省。在前面所引述的《心灵的探寻》里的那段话里，曾谈到“卧藏隆中的诸葛亮”，其所反映的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诸葛亮情结”，自以为有“安邦治国的韬略”，就等着有一个“刘备”三顾茅庐，然后脱颖而出。现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风风雨雨和九十年代初的反思，终于清醒了：第一，至少我自己绝没有“安邦治国的韬略”，连自己的人生道路都还在探索中，因此，既当不了“导师”，更不是当“国师”的料，而且一切自命为“导师”、“国师”者，我都觉着可疑；其次，我也绝不能当“军师”或“幕僚”，因为那就意味着把希望寄托在别的什么身上，充当其附庸或雇员，这是和我的独立自主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根本违背的。同时，我也弄清楚自己的理想主义、洁癖，以及缺乏行动能力等精神气质与弱点，绝对不适于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活动。这样，我终于弄清自己“不是什么”，“不能做什么”：一不是“导师”、“国师”，二不是“军师”、“幕僚”，三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家”，相关的事都不能做。当然，这就同时意味着我也明确了：自己“是什么”，“能够做什么”。于是，就有了“思想者”的自我定位，并且有了如下自我角色的认定——
“所谓‘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唯一的职责和职能，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上’怎样。也就是说，他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人文学者无须考虑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也不提供设计方案，那是政治家、企业家和他们的智囊团的活动范围。同时人文学者也必须小心地划清‘此岸’和‘彼岸’的界限，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思想的彼岸性，即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认清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而绝不越位将彼岸理想现实化，此岸化。这自然不是说人文学者可以脱离、不关心此岸现实，他的超越性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而且他的作用也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实现的。只是需要强调，人文学者和此岸现实的关系与联系不同于小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家，‘批判’是人文学者与现实联系的极限，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文学者视为‘批判者’，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因而作为思想者的人文学者绝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者、实践者的军师，当然更不是‘国师’，也不是附庸，二者既互补，又相互制约。”
这里，显然把思想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必须也只能承担两个任务：
首先是为现实的与未来的变革铸造思想和理论的武器。这当然不能脱离现实，问题意识必须从现实中来，但任务是铸造理论武器，又必须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
思想者，也即知识分子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以他的价值理念对现实提出批判，尖锐的毫不犹豫的批判。他代表的是公众的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进行独立的批判。于是，我给自己作了这样的定位：“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时代的中心话题。”
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认定自己所处的边缘位置，既看重它的特定价值，又清醒于其必有的限度，以及可能有的陷阱，这样才能“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并因此而消解了因期待过殷而产生的浮躁之气”。其二，“本性不改，仍然关心与思考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即所谓‘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三，“这种关心和思考，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更为宏观，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偏于一种‘史’的考察。思想、研究的题目是从现实出发的，思考、研究的心态与视角则是超越的”。《自说自话：我的选择》，《压在心上的坟》，页220—222。
这也就是我当时所理解的“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含义。
这又遮蔽了什么：我的反思
今天，反过来看我这些定位、选择，以及我所提出的“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我想做两个方面的反思和分析。一方面，我仍然认为，这样的定位与选择，对于我是合适的，而且是我还要坚守的，甚至可以说，也许到了最近这几年，在我退休以后，才真正做到了“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时代中心的话题”，我尤其珍惜、看重的是其内含的边界意识，只有充分认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才会有真正的自尊、自重。而这样的选择也是可以作为某一类知识分子的选择的：偏于理论创造、批判，和实际运动保持一定距离，不参与实际操作和具体实践，这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但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将知识分子简单地还原为“思想者”，笼统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则可能产生偏颇。首先是没有和周作人的选择划清界限。周作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所作出的选择，自有它的意义，但也明显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周作人，以及类似他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要将思想与行动脱钩，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行动，特别是群众的行动必然是非理性的，是应该规避的。这前提本身，其内含的精英意识，反群众的倾向，就是可以，也应该质疑的。更为致命的是，周作人的“还思想于思想者”，实际上是要否认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要把自己还原成“纯粹的个人”，根本斩断个人和社会的联系，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思想一旦失去了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就成了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而这正是周作人所追求的——当然，他还有矛盾的另一面。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这一命题的九十年代初，周作人的选择，正是一些知识分子所需要借鉴的，所谓“岗位意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我当时对此是缺乏警觉的。尽管“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对于我自己，不会，也没有导致对现实的逃离，如前所说，我即使站在边缘位置，也是在关心、思考时代的中心话题，这是由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普遍性命题，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强调“还思想于思想者”，就可能给淡漠现实的知识分子提供口实：这也是必须正视的。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问题和我的矛盾
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和批判功能，是完全必要的，如我在前面几讲中一再提到的，理论创造力与批判力不足，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问题，这是有负知识分子职责的。但如果因此而忽略或者没有充分重视直接参与社会实际的实践型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作用，也会产生偏颇。如前所说，八十年代初，我们曾片面强调实践和实践型知识分子，后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后期，以至到了今天，远离现实生活，脱离脚下土地，沉湎于知识名利场和小圈子，自恋、自怜、自闭、自我表演、自我玩弄，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病。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隔绝，知识分子和实际社会的隔绝，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今天所谓“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吵得昏天黑地，社会根本不予理睬，就是因为都是“空谈”，与社会无关。我的选择是偏于进行理论的创造和思想的批判，因而必须关注现实，但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当然有局限，但却是适合我的，包括我的精神气质：总体上看，我是一个思想型，而非实践型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的问题：我意识到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我自己做不到。
不能把社会实际运作理想化和浪漫化。这也是鲁迅的一个经验。鲁迅在1927年底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说了那番话以后，他自己就真的投入了社会实际，与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共产党合作。今天有些人居然说，这是鲁迅的一个错误选择。我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这是需要非凡勇气的，我就做不到。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一方面参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实际运动，一方面又依然保持着他的清醒和批判态度。这是有别于同时期的太阳社、创造社的知识分子的，他们一旦和工农社会实践运动相结合，就将其理想化，绝对化，神圣化，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批判性。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和太阳社、创造社知识分子论战的实质。鲁迅自己也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一方面，要参与、支持社会反抗运动，因此而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如前所说，时至今日，这还是鲁迅的一大“罪状”；另一方面，他又要坚持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独立批判立场，因而发现运动的很多问题，而且发现了以后，还要进行斗争，这又要承受来自“自己人”的同样巨大的压力。但一面斗争，一面还要支持，因为这是当时唯一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运动。在鲁迅这里，可以说是把思想与行动，理想、信仰与实际社会运动，思想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复杂万端的纠缠关系，推到了极端。
采取多种方式建立思想
与行动、实践的有机联系
鲁迅和其他先驱者的经验对于我们无疑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