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不知道右派不好当。。。 ”李润南没太在意，“我是说，你们还是以小心谨慎为好。”
彭石贤仍不以为然：“什么小心不小心，有理走遍天下！”
“坚持有理走遍天下的人也有，可你没有身临其境，不知是怎么回事。”接着，田重波以无动于衷的口吻说了两个实例。
他们学校哲学系有位同学，书读得不错，口才也很好，在鸣放中，他对每一个专题都要引经据典议论一番，自以为是最最正统的马列观， 他赞颂“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实质，并为大鸣大放叫好，说只有这样真理才能得以确立和发展，因此，也就认为制造舆论一律的人是对马列主义最危险的偏离和背叛。然而，随后“舆论一律”被指为右派对党的恶毒攻击。这位哲学系的学生被划成了右派，他不肯屈服，结果在人们的怒吼之下，他的争辩被声浪淹没，所谓大辩论，只是权力对民意的*与蹂躏。这个学生执拗得像样，竟想出来一个奇特的主意，一天晚餐后，他乘看守人员不备，爬上一个好几十米高的烟囱大声喊着要与人辩论，人们果真围了拢来，既抓他不着，也阻止不了他说话，他向下探着身子激昂慷慨地发了一通议论，在最后还动情地引用了一句名言：“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说完，他爬了下来，此时人们都被裹挟到了反右的狂飙热浪之中，他爱人们，人们却不敢爱他。他一落地，便有人对他拳脚相加，很快把他弄走了，为了肃清其影响，学校还组织全体学生讨论了几个晚上，声讨他破坏运动的罪行。这究竟是他或幼稚或狂妄或恶毒呢，还是人们又愚昧又野蛮又卑劣？田重波得出了他的独特结论：“文史哲与数理化不同，它的理是不讲逻辑的，所以，这右派不是有理走遍天下，而是有理走上西天！”
爬上烟囱，居高临下呼吁真理以求响应，想出这种主意的人肯定不多，而爬上烟窗的自由也只有在看管人员疏忽失职时才能获得。但荒唐事造出的荒唐人也并非绝无仅有。有位数学系的老教授，平时待人彬彬有礼，教书一丝不苟。上下课给学生回礼总是九十度的鞠躬，写字如雕板刻印，讲课没有一句废话，他本来不关心政治，但在鸣放中，有一个学生就讨论的专题去登门访问他，他自然应该认真作答，后来那个学生把他的回答传了出去。结果，师生都成了右派，辩论斗争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对讲过的话并不否认，追问时他以点头作答，但对那些谩骂式的斥责漠然置之，有时干脆闭上眼睛，这又惹怒了那些批判者，便推推搡搡让他站上了台子，他横眉怒目却无可奈何，泪水在他眼眶里闪闪转圈。连续几天斗争下来，他一直不肯吃饭。一天凌晨，他趁人们熟睡之际，把自己悬挂在批判会场的台子上方，自缢死了，而且是赤条条地*。当人们发现他时，身体还有余温，但在人们的胡乱摆弄之下最后绝气了。他这是神经错乱时发生的荒唐之举呢，还是怀着那击鼓骂曹的心态愤然弃世？人们只能交换一下惊愕的目光，在公开场合还得随声附和地声讨他，对此，田重波说：“这大概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吧。。。 ”
“什么左派右派！”彭石贤不由得把目光投向李润南。
李润南正收拾碗筷，在刚才的谈话中，他始终没有插言，一回头，恰好遇着彭石贤那双闪着白光的眼睛，不觉震动了一下，在这三个人的场合，他是孤立而不被理解的。
过了一阵，李润南还是插进来说活了，他却讲了一个关于左派的故事。有一对正在恋爱又常常争争吵吵的年轻老师，在去县城开会的路上不知为什么事情闹翻了，那女的表示要中断恋爱关系，还说她本来就看不上男方那种说话吞吞吐吐，做事要死不断气的脾性，只是见他追求得可怜，才谈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可那男的痴情不改，到了要寻死觅活的地步，后来虽然被人劝住了，但在会议鸣放期间，他总是闭口无言。那女的既长得漂亮又谈吐风生，结果却祸从口出，成了右派，于是眼泪鼻涕一齐来，也不无可怜之处，在悔恨之余，又觉得对不起那男的，认为他的谨言慎行，少年持重正是她应该珍视的。他们的领导见本单位右派过半，左派太少，便把那男的定为左派，让他去揭发批判那位女的，可是这左派到底不堪信任，因为他与那女的又多少有些界线不清，斗争不力，结果未能得到重用。
“你就是那左派么？”田重波嬉笑起来，“这么说来，你那恋爱对象该到手了！”
“别瞎猜，”李润南断然否定，“与我谈过的那女孩早已经嫁了人，她并不是个教书匠。”
这指的是姜银花之后的另一个女孩。李润南至今单身一人，这话也可信。他对女人怀有了成见，认为不到手就不算数，女人都是不可靠的，为女人寻死实在不值。反右前夕，他同样得到了李青霞给予的警告，恰巧，他当时恋爱的失意与工作的消沉，使他在几十天的鸣放中比别人更能憋得住气，大会小会始终撬不开他的口，因而后来成了左派。现在讲这个故事，显然也有为他这左派作点自我表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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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关于申学慈当上右派的故事便有头有尾地传说出来了。
申学慈是临时代课教师，本来可以不去县里集中学习。但为了争取进步，也是渴望得到那个转为正式教师的指标，他便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报告，请求参加教师大会。学校的老校长特别喜欢这个工作踏实的孩子，也很同情他的处境，想尽力帮助他。龚镇长不在家，老校长便亲自领着学慈去找区文教助理姜信和，姜信和是认识申学慈的， 但他那段时间的情绪不好，对兼管文教工作的事失去了热情，认为教书先生难缠难弄，便冷冷地说：“这些事别找我说吧，我不是没事干。”但老校长还是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申学慈的工作表现，临了还说龚镇长也看得起这个孩子。这时姜信和才说：“好吧，他自己想去就让他去好了，没人定把他赶回来的，便是赶，回不回来还得看他的态度坚决不坚决，学习不是坏事，你让他去好了！”就这样，申学慈抱定赖也要赖进去的决心上县了。其实，想参加这次学习根本不用赖，老校长把学慈请求学习的报告提交给大会领导，并详细汇报了他平时的表现，当时一位在场的县委副书记认识老校长，许多年前还曾经当过他的学生，只是老校长记不起来了，他马上表示，说这是个难得的好典型，应大力宣传，以激发其他教师的学习热情。
也因此，申学慈不但成了正式学员，还安排他担任了小组记录。很少有学慈这么称职的记录员。他的字写得好，整洁干净，速度也不慢。开始是大会的动员阶段，大家照例谈认识，讲意义，表决心。由于申学慈的认真负责，记录几乎一字不漏，二三天下来记录本就比别的组整整多上一本，纪录本送上去检查评比时，他们组得了个第一，受到了领导的极力表扬。进入鸣放阶段，领导又专门开了一次记录员会议，把记录的重要意义提得很高。强调了不得简略，不得遗漏，不得误录的“三不”要求，还不惜夸大其词，说这是对记录员是否忠于党的一种考验。
这样，申学慈更是不敢怠慢了，开头一二天，鸣放气氛还不浓，人们没有真正的兴趣，鸣的不过说起些鸡毛蒜皮的事，中间还有人插进来一些轻松的笑话，因此记录不很吃力。须知，县级以下教师的反右运动（招牌叫学习会）就全国而言已是“三大战役”之后，谁能不望风披靡？但你想跑也不容易，事情没那么便宜。会议情况很快就受到了批评，听着这些冷冷热热的批评，有时是严厉的训斥和怒骂，而真正能够耐住性子呆坐下去的人毕竟不太多，人总会有些情绪上的波动，于是一些自以为有主意的人想，要讲就讲吧，反正休想我中你的圈套，他们本着“别人讲了我才讲”和“要讲一个差，先讲十个好”的原则，把时间磨过了一天又一天。大会领导又采取了新的措施，派人下来旁听，指出这是“偷关”“滑关”行为，是对党不忠诚，罪莫大焉！接着，便有了大会小会示范性的典型发言。有的是领导动员的，有的是为争真诚而主动要求的，也有昏头转向，忘乎所以的。党的领导者们毕恭毕敬，一排儿分坐两旁，或作洗耳恭听状，连连点头称是，或斟茶上前，给鸣放者奉上一份殷勤。诱捕者自有诱捕的经验，先改变人的正常生活环境，把他们圈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且制造出虚假的自由气氛来，再沉着的人也会变得不沉着，再有主意的人也变得没主意，并非不知有诈，但自古兵不厌诈。十天半月过去，鸣放果然起了高潮，一时间大字报如洪水开闸，扑面而来，其势可谓汹汹，颇有如决策者们后来嘲讽为“上窜下跳”“利令智昏”的那种情景。
申学慈这记录当得特别辛苦，一连二十多天写下来，手指麻木了，腰背酸痛了，如果能够再持续几天，那倒也是件好事，因为一旦开始反右，人们便会如梦惊醒，恍然大悟，发现原来如此！可现在，人们仍在云里雾里，热心的老校长关心地问学慈：“手写疼了吧，要不要找个人替你？”申学慈说：“不要紧，能坚持，只是我自己没有机会发言，怎么好呢？”老校长这才想到该给学慈一个发言的机会，便马上接过记录本，让学慈准备个发言稿，申学慈第一次参加这种大会，深恐鸣放得不全面，便依照布置的鸣放专题一个一个加以回答，回答的内容许多是他在报纸上见过的一些观点。在下午发言时，他整整讲了两个钟头，好像还言犹未尽，他的口才并不好，像小学生临考一样，满脸通红，气喘嘘嘘，根本就没有去看一看旁人的表情，同组的老师只觉得这孩子认真得太可爱，也太可怜了，但没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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