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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的寡头政制的废墟上兴起了僭主一事，表面上是回复到英雄时代的原则——亦是一种个人意志的政府，复辟起来代替众所周知为城市的那种制度化的安排。不过希腊心灵的成长已经如此超出于这个早期的原则，以致以此为基础的哪一个政府都没有能够遭遇到心甘情愿的默从，除非是在一时的兴奋情绪之下。开头，篡夺者的人望，连同他的同伙的兴高采烈，他的政敌的被逐和受迫，又因为惩罚富有的压迫者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吸引力，无疑还足以博得人们的忠诚；而他自己这方面的小心谨慎，大概会把他的无人争论的统治延长到相当长的时候，也许甚至及于他的终身。但是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表明了，这些政府，即使开头是好的，却有一种愈变愈坏的倾向。不满情绪愈来愈遮盖不住，用强暴手段来对付它，与其说会把它压制住，毋宁说更使它恶化起来，直到最后，僭主也深为人民的不信任和恶意的烦恼所苦，以致多半曾经鼓舞过他的平等、仁慈的同情心也就丧失无余了。如果他有幸得以把他的权威传给他的儿子，因为儿子是在腐败的气氛中受教育，周围又有一批寄生虫，所沾染到的习气更为有害，更加是非社会的。他的青春式的嗜好更难控制，同时，他又缺少他父亲自力奋斗崛起草莽之间所不可或缺的小心谨慎和充沛精力。为要保住他的地位，唯一可以倚靠的是雇用的卫队和设防的卫城——这是一支由公民们负担其开支的卫队，它实质上是怀有敌意的，却要不断为它去强制征发给养。僭主的安全所必不可少的是，他要屈抑他所统治的自由人民的精神，阻碍希腊诸城习惯上进行于学校（Lesche Palaestra）中的集会或相互间的意见交流；他应该（用希腊成语来说）砍掉田里长得太高的谷穗，或者粉碎崇高的进取的心灵。不，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心要他们堕落，要他们穷乏，或者至少要定下规章，既不让他们取得财富，也不让他们有空暇时间。萨摩斯的波吕克刺提建造的宏伟的建筑物，伯里安特罗给奥林庇亚大庙的丰富的捐赠，亚里士多德认为都是那些僭主按照他们公开宣布过的、要占去他臣民的时间，耗竭他臣民的财富的观点而勒索得来的。
不要想象，一切僭主都同样残暴或同样无原则。但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永恒的至高无上，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和他地位相同的人的妒忌心而言，或者对于人民的普遍感情而言，已经变得如此冒犯，以致镇压和严酷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原来是否存心要这样做。而且，甚至一个篡夺者，一度进入这种暴行的生涯之后，对此感到不愉快和厌烦了，退位却只会使他立即处于他所伤害过的那些人的复仇的危险之下——除非他确能披上宗教的斗蓬，和人民约定他可以变成某个神庙或某个神的祭司；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新职务保护了他，正如中世纪的削发为僧和修道寺院庇护了一个逊位的君王一样。有几个僭主是音乐和诗的保护人，借邀请，也借酬偿来追求当代知识分子的友情。此外还有某些事例，诸如雅典的庇士特刺妥和他的儿子们，他们企图（和罗马的奥古斯都相类似）把实际上是全能的君王和形式上（某种程度的）尊重先前的习惯两者调和起来。在这类例子中，政权的行使——虽然并非没有被罪行所沾染，也决不能受到爱戴，而且还是靠外籍雇佣兵维持的——在实际上无疑要温和一些。但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事例是罕见的；而希腊僭主们通常铭记的箴言，则人格化于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家的伯里安德罗身上——一个苛刻残暴的人，虽然既不缺少精力，也非智力低下。
一个希腊僭主的地位，如柏拉图、赞诺芬和亚里士多德所描绘，进一步得到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依索克刺特的支持的，虽然总为怀有野心的人所垂涎，却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够多的“心灵上的创伤”。艾林尼本城的人，就是借此向那个把共同体踩在地下的篡夺者复了仇的。篡夺的成功，一点也没有使这几位哲学家认为那种企图是正当的（按照现在盛行的关于克伦威尔和波那派特的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两个人常常被责备为排除了合法的王统，可是从未被责备为夺取了未经批准的统治人民的权力），他们总是把僭主列为最大的罪犯。谋刺了他的人，公众竞相荣耀和酬答他，而且，一个善良的希腊人会毫不内疚地，像哈莫丢斯和亚理士托该吞那样，为了执行这件事而把他的剑藏在桃金娘丛中。凌驾于有关公民权的一切约束和义务之上那种位置，同时也被理解为剥夺了公众的同情和保护的全部权利；所以，僭主要亲身参加宏大的泛希腊体育比赛是不安全的，在这种比赛中，他自己的战车也许多半会赢得奖金，他派出作为他那个希腊城代表的Theors即神圣的使节，是以炫耀的壮丽出现于其间的。在这种普遍嫉视的环境中治理的政府不得不是短命的。虽然那个有足够的胆量攫得政权的冒险家，常常找得出办法保持它直到终身，可是一个僭主有信心活到老年是罕见的，把权力转给他的儿子就更少了。
希腊的政治道德中有无数人们一致同意之点，同时，对于永久世袭的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反感，也是另一种几乎全体一致的持续不变的情绪，在其间，同时包容了富有的少数人之渴望超群出众，和多数人的爱好平等的自由两者。它最初开始于公元前7—6世纪的寡头政制，那一次倾复了我们现在从伊里亚特中读到的那种王制情绪；寡头政制又被它们转成为民主政制，后者要到更晚的时候才兴起来。寡头政制和僭主政制间的冲突，先于寡头政机，都站出来积极支持寡头政制的原则。一种混杂了恐惧和厌恶两者的情绪，使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推翻了希腊几个城市的僭主政权，正如在下一个世纪他们和雅内的斗争中，帮助寡头党推翻了民主政权一样。这些早期的煽动家——僭主——抬出人民的名义作为借口，引用人民的武装作为实现他个人野心勃勃的计划的手段——起了现实的民主政治序幕的作用。后者，在波斯战争不久以前的雅典作为梭伦埋下种子的发展而展现于世了。
就我们不完全的资料追溯所能及的而言，最初的篡夺的僭主与之奋斗的希腊诸诚的早期寡头政体，比晚期的寡头政体包含有更令人厌恶的不平等因素，和更有害的分隔人民中诸组成部分的障壁。这对整个希腊说来是确实的，就构成了这个整体的各个共同体说来也是确实的，虽然程度较低。每个共同体各包括有品类各异的氏族、等级、宗教兄弟会、和地方的或职业的区划，它们极不完全地粘合在一起：所以，寡头政体并不是（像随后时代中如此命名的政府那样）富有的少数，统治次富和穷人的政府，而是一个特殊的等级，有时候是贵族等级，统治贵族以外整个社会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的众人大概会把富裕殷实的业主称做统治的少数；但是被统治的众人本身还分裂成为相互间没有由衷的同情心的大小不等的碎片，也许还互不通婚，所奉行的宗教仪式也不一样。种地的农村居民即村民，那时候似乎处于依附于居住在绕以城垣的城市中的业主的地位，有他们自己特异的服装和习惯，由此还得到了一个不友好的绰号。这些居住在城市中的业主常常构成早期希腊城邦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居民则包括1、居住在城市周围的依附农民，田地是由他们来耕种的；2、为数多少不等的小自耕业主，他们所有的土地太少，仅足以自力劳动其上，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或住在村里，或住在城里，各按情况而定；3、住在城里，没有土地，以手工业，艺术，或商业为生的人们。
统治的业主，称似gamori或geomori，前者为多里安方言，后者为伊奥尼亚方言。这也就是说，两个种族组成的诸城邦，都有这个阶级存在。他们似乎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等级，他们的特权传给子孙，不接受新成员进来参与特权。希腊思想家们称之为全权政治Timocracy（政治权利和特权的授与，以财产多寡为准）的原则，早期似乎很少（如果不是全然没有）应用。梭伦以前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有其实例。所以，由于家族自然增殖和财产的变化，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许多个别的gamori一点土地也没有，也许比不属于这个等级的的小自由业主过得更坏；同时，小自由业主中的某些人，和城市里的工匠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大概也同样地上升到富有和显要的地位。这样的一种〔刚硬的〕阶级区分，令人厌烦的不平等因粗野的举止而更为难堪，不足以适应居民中各个人间相对地位的变化，在其中，不满和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最早的僭主，通常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阶级中的有钱人，他成了不满现状者的壮士和领袖。无论他的统治怎样暴虐，至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