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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rytanis，格罗脱（Grote）谓即总统President。缪译《古希腊史》苏·塞尔格也夫著，译为议长。下文概称议长。
在雅典，据说科德洛斯是最后一个王，他的后裔只被承认为终身执政官。几年以后，终身执政官被“贵族后裔”（Eapatvidae or nobles）中选出来的任期10年的执政官所取代，随后，执政官任期又进一步缩短为一年。在科林斯，古代的王据说以类似的方式过渡到巴客阿提依族的寡头政治，从这个氏族中每年一度挑出一个议长。我们只能够写出有关这种变迁的一般的事实，却不知道变化是怎么来到的——我们在历史上认得希腊诸城市，就是从这些寡头政体开始的。
这类寡头政府，细节上出入颇多，总面貌彼此类似，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遍及于希腊本上，殖民地亦同。虽然当下没有什么加惠于自由民大众的倾向，可是当我们把它们和先前英雄时代的政府相比，它们指示出重要的进步——第一次在公共事务上采用仔细考虑和预先设想过的制度。它们表现为希腊心灵中新而重要的政治观念的第一次的证据——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前者赋予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并不仅仅商讨，最后还作出决定——后者托付任期不长的个别行政长官，在他们任期终了之时对上述集体负责。我们第一次被引入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公民的共同体——人们有资格，并认为他们自己有资格轮流地命令和服从。称做城市的那个集体最高主权者，就这样构成了。第一次构成的这种公民共同体，诚然不过包括了人身有自由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它建立其上的那种观念，却开始逐步为一切人的心灵所明白了。政治权力已经丧失了它的神授的性格，已经变成了可以依法传授的某种属性，也是为了某些明确的目标而确定下来的：随后三个世纪内激动了那么多希腊城市的，涉及政治权力的任命和运用的成千个问题的根据，就这样设定下来了——这些问题，有时发生于有特权的寡头本身之中，有时发生于这个寡头集体和无特权的大众之间。这些民众运动的种子，从希腊世界的这一端到另一端，每个城市各有些不同的变化，召唤出来了那么多奥秘的激情，那么多苦涩的反感，那么多的精力和才干，全都可以追溯到在英雄时代的王政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原始寡头政体的那次初期革命上去。
这些最初的寡头政体是怎样治理的，我们得不到直接的资料。但是，狭隘的、反民众的利益集团天然属于有特权的少数人，连同暴烈的个人习惯和激情，使我们没有根据来假设，他们是小心谨慎的或是和霭善良的；从我们所知梭伦立法（下章对此将加叙述）以前阿提刻的状况中的许多事实中得出的推断，则全都是不利于他们的。
从寡头政体所遭受的初次冲击——由于这些冲击，那么寡头政体倾复了——中，兴起了称做僭主的篡夺者，他们利用普遍的不满作为他们个人野心的借口，也作为其助力，而他们常常成功了，似乎蕴含着这类不满既是普遍的也是严重的。僭主兴起于寡头政体本身之中，不过格局却并不完全一样。有时候执政的行政长官，亦即寡头政体在某个短暂时期内转移给他重要行政权力的那个人，变得不忠实于推选他出来的人们，并取得了足够的权势，不理睬他们而永久把他的尊严保持下去——也许甚至足以转移给他的儿子。另一种情形，似乎更为常见的是，兴起了称做煽动家的名流，古代的、现代的史家一致把他画成令人厌恶的一幅图画：一个精力充沛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有时候甚至是寡头政体的一员，他作为无特权的民众的忧伤和苦难的斗士站了出来，博取了他们的好感，十分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力量，以致使他得以用强力推翻寡头政体并自立为僭主。第三种僭主是，某个推定为富有的人，像雅典的库隆，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偶然因别处类似的冒险家的成功而受到鼓舞，雇用一支家兵队，夺取了卫城。还有一些虽然罕见的例子属于第四个变种——古代的王的后裔——他不再受寡头政体的约束或处于它的控制之下而受苦受难，他找到了压服他们的手段，借暴力勒索到和他的祖先因人民的同意而享受到的一样巨大的权势。在上面还得加上一种，某几个希腊城邦的Esymnete或独裁者，他是一个公民，正式赋予给他最高和无限的权力，处于指挥武装部队的地位，由一支现役的亲卫队把他武装了起来，但是只是一时称做独裁者，而且是为了对付某种紧迫的灾难或毁灭性的内部纷争。这么擢升起来的那个人，总受到极度的信任，通常也是一个能干的人，有时候成功如此巨大，或者把他自己弄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人，以致他的任期延长了下去，事实上他成了终身的僭主；或者，甚至共同体并不愿意承认他的永久的权势，他却常常强大得足以违反他们的意志，把这份权势保持下去。
这就是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无数希腊僭主攫取权力的各种样式。虽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简单陈述中，在一般状况上知道了这么多，不过，令人很不愉快的是，我们竟没有当时的这些共同体中任何一个的图画，可以让我们鉴赏变迁的细节。关于王室世裔的、曲解他父辈权力到成为僭主的那一类人，亚里士多德给我们举了阿尔哥斯的斐同为例，他的统治已经叙述过了。关于利用先前在一个寡头政权下所任职务的权力把自己弄成了僭主的，他提出了这么一些名字，阿格利勤吞的法拉利斯以及朱利都的和伊奥尼亚希腊其他城市的僭主；关于先成为煽动家然后登上宝座的，他提到西西里的里昂替尼城的派那丢斯，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雅典的庇士特刺妥；关于独裁者，或推选出来的僭主，米替利尼的庇塔库斯是突出的例子。一个军事的和侵略的煽动家，把曾经把他降了职，亏待了他的寡头政体颠覆掉了，成了暴虐的僭主统治了几个年头，最后倒了台，砍了头，这是由哈利加尔纳苏斯的茅翁尼修斯在意大利库迈的亚里士托台姆斯历史中进一步予以描绘了的。
我们从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般陈述，获悉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是希腊诸城市在财富、威力和人口上普遍进步的世纪；无数殖民地建立于这个时期（我将在后面的专章中说到此事），为这种进步倾向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解。这么说来，我们上面提到的希腊诸城政府的变化，虽然我们所知的很不完善，整个说来，它是公民权日益提高的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希腊诸共同体由从开始的英雄时代的政府，是最粗陋最幼稚的一种政府；它赤裸裸地缺乏制度的保障，它的〔活动方向〕是怎么样也没法预先知道的，它的〔好坏〕只能取决于碰巧坐在宝座上那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绝不会保护穷人免受富人和大人的压迫，多半会和后者一样无限制地放纵恣肆，然而他却更加受不到什么惩罚。
在那么多的城市里成功地取代了寡头政府的僭主们，虽然他们治理的原则通常是狭隘自私的，还常常是暴虐的，他（用修昔底德的强调语气的用语）“除了他本人和他自己的家庭而外什么也不管”的。——可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强大到足以制服希腊心灵，它铭刻其上的是一门痛苦的却促进了改良的政治课，而且大大有助于扩大人们的阅历，同样也有助于决定随后的精神面貌。他们部分地推倒了人民——严格地说，是自由民大众——和寡头集团分隔开来的墙；确实饶有兴趣的是，煽动家——僭主是人民在政治事务中愈益增大的重要性的最初的证据。煽动家站出来代表人民的情绪和利益来反抗少数统治者，或者也利用了他自己受到虐待的某些事例，他忍受某些痛苦以博得人民的善意对待和慷慨支持。当人民拿起武器帮助他推翻了现存的统治集团时，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取得最高权力是深感满意的，但是他们既没有获得政治权利，也没有获得更多的保障。除了目睹先前的压迫者蒙受了羞辱而外，他们究竟收获到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所知太少，无法加以判断。但是，甚至最坏的僭主，对待富人都比对待穷人更凶；穷人们在这种变化中，在相对重要性上（按指其社会地位——译者）也许是有所得的，尽管他们也分担了，除赤裸裸的恐惧而外，没有其他永久的基础的一个政府的严酷和勒索。
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诸共同体的政治进步和教育状况的评论，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他在7至6世纪的早期煽动家，和后期的，例如他本人，和他目睹了的他的上一二代的煽动家之间划下了一条明白的界线。前者是一个大胆而富有的军事领袖，他拿起武器带上一邦民众叛乱者，用暴力推翻政府，他把自己弄成，既是他所推翻了的人们，也是他取得其援助推翻了他们的那些人们的主人；后者则是一个演说家，他具有足以感动一批听众的充分的才能，但他既不想，也没有本领来进行武装攻击——他要达成他的一切目标，全靠和平合法的方法。这种有价值的变化——亦即以讨论，以会议上的投票表决，来代替诉诸武力〔的行动〕，要在会议中获得公开宣布的决议，借此可取得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力量，并且使决议案成为不可争辩的，甚至反对派也不得不尊重它——是在民主主义法制连续不断的实际运行中产生出来的。在希腊史的较晚时期，我将有机会来估量倾泻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煽动家克勒翁和许泊玻罗斯头上的无限咒骂的价值；不过，即使假设这些咒骂理由十足，说这些人比起早期的煽动家如库普塞罗斯和庇士特刺妥——他们运用人民的武装力量以达到颠覆现政府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