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
道：‘苏俄的地质技师！’”。——这段话摘自《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
从中可以看出，丁文江的政治里，爱国主义甚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丁文江言论之二：
“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
遇（物质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
近年来苏俄的口号：‘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
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
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论理’
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同样的方式。第
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
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
的革命”。——这段话摘自《我的信仰》一文，表明丁文江的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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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3）
想是实现“各尽所长”、“按需取偿”的社会，然而他不赞成暴力革命
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尤其不赞成只有苏俄一种模式，不赞成
过分夸大暴力革命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丁文江言论之三：
“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
重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明显了。
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要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
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
‘盲从’只是时间问题”，“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
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这段话也是摘自《我的信仰》一文，
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在现代世界实行专制制度的落后性，以及由此带来
的弊病——异化。使本来反对腐败和迷信的共产党，在高度集权制下
产生新的腐败和迷信即个人崇拜。
写到这里，我想到过去批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往往说他们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和对社会主义怀有本能的阶级仇恨。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形而上学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文江的上述言论可以作证。即使是长期被当作主要靶子的胡适与傅斯年也并不如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象，作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1926年6月，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写道：“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的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傅斯年和胡适一样，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资本主义时说：“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然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 。这说明，胡适傅斯年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有些见解是很深刻的。他们所说的两种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丰富实践，“社会民主党模式”也在北欧的瑞士、瑞典诸国付诸现实，并见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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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1）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的文化 ，创造中国新的文化。这一主张，大体上延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这一思潮传人中国，与原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结合，形成东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首先提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的问题。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宣传“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呼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梁漱溟于1921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30年代又出现“本位文化派”，由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称：“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新儒学，主要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担纲。如冯友兰提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贺麟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等等。
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场而去软化农民和无产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场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近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学者何晓明所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文化保守主义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该书认为：
“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价值”，
“发轫于欧洲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在这种历史——
现实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有关人
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而疏于有关人与人关系（心性
伦理）方面的进化。这种偏颇认识的现实报应，便是欧美地区科技突
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又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以至酿成全球性的战争悲剧。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则在承认科技进步
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现代化本质的另一面：心性人
伦绝非科技进步的牺牲品，它也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
并以自己的功用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
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 。文化
保守主义学者张君励，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指出：“现代化的程
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此话虽嫌矫枉过正，
但强调“现代化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在中国农村搞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此举，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我们把梁氏的理论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
梁漱溟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运动”呢？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乡村建设旨趣》中说：“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路上走。……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不是仅指窄义的文化，而是含盖了广义的“意识观念”。梁漱溟的“救国之路”，虽然回避了20—30年代的中国当务之急——社会革命问题（他不赞成和反对武装革命），但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一，中国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考虑农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其四，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二者不可脱节；其五，“现代化意识”在实现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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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2）
不必讳言，梁漱溟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他曾说：“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动，必须另有一种农###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农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我们以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态，代替“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进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则有失片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的表态，还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向毛泽东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于百忙中详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书，并且说：“你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