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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乡村改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1930年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电召梁漱溟商议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在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1933年8月，山东省政府划出菏泽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时吸引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 。梁漱溟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到处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 。
乡村建设运动搞“乡村自治”，“政”（政权）、“教”（教育）、“富”（经济）、“卫”（保卫）合一，以村学乡学代替基层政权，“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中就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这一运动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终。
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绝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对待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并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在自由主义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津津乐道于改造自然的伟大成绩，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绝对化，热心宣传“斗争哲学”时，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天人合一”，提醒人们注意“和谐”在发展中的意义；当自由主义者鼓吹“科学万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
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经济与政治这个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孤立地对待文化问题，必然找不到科学的解决方法；想以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或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以至他们搞“乡村建设运动”，不得不到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支持。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未涉及或忽视的领域，做了重要的补充，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然而儒学思想毕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古代尚有部分的现实性，在今天只能是说说而已。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1）
怎样看待革命战争年代的中间势力？有没有“中间路线”？怎样认识中间路线和对它的批判？过去的党史与革命史都把批判“中间路线”做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最新的党史几乎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修改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从今天的认识高度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不仅仅把某些历史事实从书本上抹掉了事。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曾经是唤起民众、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力量。进入革命战争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投靠反动营垒的都是少数，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远离了历史斗争的旋涡，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知识分子边缘化”，有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软弱性、摇摆性的表现，有人干脆痛斥知识分子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此等等。其实，在战争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为反对国民党###、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不乏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行动，和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品格。周恩来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此外，著名学者杨杏佛，著名报人邵飘萍、杜重远，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以及不少学生领袖人物，也都是这种斗争精神与高贵品格的代表。
对于革命战争年代多数知识分子处于“中间状态”、“边缘化”这一历史现象，要作具体分析。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多数人接受的是西方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自由、民主、平等、理性”成为他们的理想国。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权，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他们反对北洋军阀的“丘八专治”，也反对国民党的“###”，积极投入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赞成暴力革命行为。这就使得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中，处于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间状态”，被社会“边缘化”了，有人称这部分知识分子“多余的人”。
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并非永久地处于中间状态，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与知识分子渴望建设民主化、现代化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国民党政权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学校广大师生的思想控制，导致尖锐的冲突；国民党政权后期的极端腐败，更是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国民党的绝望推向对共产党的向往，“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 。比起这两位外国人的说法，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许表达得更为准确：“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 。
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学术研究，要求必须有思辩性（能提出问题，争论问题）、多元性（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朝前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所研究的问题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人口问题，战争年代是不肖一顾的，到了建国以后，人们的认识水平长期停留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力量大”的水平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实，中国的学者们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提出了许多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人们重视的问题和见解。如1936年，有的学者就大声疾呼：“我们再不要迷信中国地大物博的话，中国的地虽大，然而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占去了一大半”，“人口太密，人民太穷，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可以超过十八万万，中国能养活这么多人吗？” 。有的文章在讲节育的同时还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大家都赤手空拳，斗力而不斗智，中国自然是一个强国，可惜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壮汉，经不起一部机关枪的扫射。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要注重人民的质，比之人民的量，因此，必须提高生产、改善生活、普及教育等综合解决才成” 。有的学者专门从战争角度论证人口问题：“近代战争的胜败并不系于人口的多少。……冯芝生先生说过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近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而是《封神榜》式，不是你一刀，我一枪，而是你用一个法宝，我也用一个法宝来抵住。谁的法宝厉害，谁就胜利。法宝不是别的，就是飞机、大炮之类” ，这些话的前瞻性，不是从近些年海湾战争的“非接触战争”形式，得到很好的印证吗。有些学者更是从理论高度和全局角度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三管齐下’，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和减少人口”，绝不能“不患贫而患不均”，而要“既患贫且患不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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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2）
知识分子的这些研究，往往与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的政治产生一定的距离，在激烈的两军对垒的搏斗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多余的人”，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成果则被视为“狗屎不如”的废物。著名学者金景芳这样描绘了他们的尴尬而艰难的处境：“中间派，他们没有明确目标，一贯被动（按：指政治上）。虽然也说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员一样，只能在剧中（按：指政治剧）扮演群众或配角，不能当主角。又如渔夫下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