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博士学位。1928年由北京赴南京，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此后20年提出和完成了一系列的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如在中国有没有第四纪冰川问题上，打破国外权威看法，赢得学术界普遍重视；提出“山字型构造体系理论”，认为地质上的一切构造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经常是成群出现，为认识地质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工具；1936年出版《中国地质学》一书，被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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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3）
富的地学著作——《中国地质学》”28。
李四光的杰出成就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抗日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曾邀请各大学知名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李四光做为首批邀请对象赴庐山开会。会前与汪精卫交谈，李提出“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的抗日意见，而汪精卫大谈“不能打”的道理，李四光十分失望，断然拒绝参加正式会议。1939年湖北成立临时参议会，李四光被任命为副议长。李由于对此类会议不感兴趣，每次开会总是以各种理由拒不出席，1941年正式提出辞呈。后来，蒋介石千方百计拉拢他，希望他出任###长或驻英大使等，均被李一一拒绝。1942年在中国地质学第十八届年会上，李四光的书面发言谈到国际科学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讲到：“西方的科学大师曾经不得不面对着教堂的挑战，……今天的挑战不来自教堂，而是来自某些国家的政府、按照集权主义者的逻辑，地质学家将仅仅当成一些国家控制的活机械”29。李四光的言论和行动惹恼了蒋介石，为了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搬到农村居住。1948年2月，应邀赴伦敦参加国际地质年会，由于实际与理想的矛盾，滞留国外。
新中国的成立，给失望中的李四光带来新的希望，他率全家回国参加建设事业，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长。为中国的地质和石油事业，特别是为大庆油田等一系列新油田的开发，从理论论证上做出巨大贡献。1958年，68岁的自然科学家李四光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申请书中表达了稚童般的赤诚之心：“几年来，我看见不少的老朋友和许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进步，终于能够象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投入了党的怀抱。我常常想向他们学习，常常希望彻底地改造自己，争取踏踏实实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对残余的乃至潜伏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30。
地质学家丁文江与翁文灏都是学者兼政治家。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伟大的科学家，在做人方面是正直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政治殿堂却不是“高手”，充其量只能算“跑龙套”者。在他们身上，自然科学真理的相对分明性与社会领域各种价值观的多元性，科学家的执着与政治领域的复杂，学者的“书生气”与现实的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官场的污浊，互相缠绕而又互相排斥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他们曲折、复杂的人生命运。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31，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赴英国留学7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回国，先任中学教员，后在北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的教授。此后，又抱着“学术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16年筹办创立地质调查所，并任第一位所长，亲率地质调查队赴全国各地搞野外调查研究，开创中国人搞野外工作的先河。1921年至1925年，曾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丁文江在思想政治领域也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被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他在五四时期曾批评胡适“不谈政治”主张：“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32，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下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33。1922年5月，丁文江与胡适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建立“好人政府”，“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此后，丁文江又发表文章对“好人”的条件做了具体阐述：“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身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这在军阀当道、政治黑暗年代，虽对当局不无针砭作用，却根本无法实现。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讽丁文江、胡适等人：“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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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4）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励发表《人生观》讲演，鼓吹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4月，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为题反驳张君励的观点，接着梁启超、胡适、吴稚辉、张东荪等人纷纷参加争论，这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反映了维护封建主义与坚持民主主义的斗争，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以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造国 人心理所做的可贵的努力。作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和主将，丁文江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与人生观是可以统一的。然而在具体解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上，却片面夸大了感觉的作用，哲学上陷入唯心主义。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既肯定了丁文江对张君励的批判，又指出这一批判的不足，“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丁在君（即丁文江）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励走的是一条路”35。
丁文江作为科学家和学者所表现出的才华，引起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的重视，1926年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丁文江也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与陈陶遗、刘厚生一起成为为军阀孙传芳出谋划策的“三人团”。“想借机实验一回，然而一到里面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36，不久，丁文江辞职退出。1927年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丁文江也为此事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避往大连。后来，由于宋子文的说和，才又重新容纳了他。一位熟悉丁文江的人这样评价说：“人多笑他迂阔。丁平生做事，与人接触，有争执时，语调直爽，有人说他是直道而行的”37。
翁文灏（1889—1971）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走的是“学者从政”之路。清朝末年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1912年回国参加丁文江等创办的地质调查所工作，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20余年，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我国的存在及其在我国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的地质理论问题，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地震》等。他还创办清华大学地质地理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地质人才，如杨钟健、谢家荣、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高振西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
翁文灏在《回顾往事》中说：“我……担任学术研究二十余年，后来加入蒋介石政权十余年”38。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网罗各方面人才，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作为专家受到约请。“蒋介石认定：翁文灏是一介热血书生，无论是其名气、才能，还是对政治的稚弱，都是可以利用的。而翁文灏却对人说，蒋介石虽是一介武夫，但有爱国守土的责任心，加之能礼贤下士，为此，他要放弃‘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原则，士为知己着死”39。1936年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后期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4月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春决定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寓居法国。1951年3月回国参加建设事业，任全国政协委员。
翁文灏在63岁时说的一番话，可以从中领略这位“学者从政”的科学家的人生感悟：“我错误的认为中国需要经济建设，我应尽我的心力，做我份内的工作，做一分算一分，总是于国有益的。那时我并不认识，在蒋政权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我自己的志愿却是想超然于政党之外。在抗日关系上，我见蒋偏重内战，投靠美国，极为痛惜，更加强我超政党的思想”；“最可痛惜的是我未学政治，以不懂政治理论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常处于“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心理”，“尽管厌恶他们（国民党政府）的营私舞弊，说谎欺人，但模糊地还觉他们代表了中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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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5）
和欧美科技知识分子相比较，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明显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生长和工作于饱受侵略、欺辱的半殖民地国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科学无国界，然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中国的科学家们很少有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而是以振兴民族为己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早期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范旭东、侯德榜、梁希、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乃至后来的钱学森为代表的建国初期的一大批“海归派”学子，莫不如此。詹天佑在《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说：“观乎我国工学界，则所发明者尚稀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