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父亲一辈子都在“仁义”和“忍让”中生活，很少动怒。不过，一向平和的他，也有例外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有两次大的生气。
一次是解放前的一个夏天。在湘潭县烟塘住的时候，我的二哥和三哥放暑假在家，母亲买了两盒牙粉给他们。圆圆的盒子，装璜很漂亮，当时实属罕见之物。那时，一般乡下人，刷牙都用盐或白麻灰，许多人一辈子连牙粉、牙膏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也许是两盒牙粉有些差异，二哥和三哥竟在分牙粉时发生争执，吵起架来。父亲看见了，非常生气。平常，父亲最不愿意看到儿女们不团结，不友爱，他总是和母亲一样经常教导我们：“小时同窝鸟，长大各自飞，以后想聚到一起都难哪！”。而今天，为了这样芝麻大的小事，兄弟间居然没有一点忍让精神，还争斗起来，父亲自然很是气愤，顺手拿起插房门用的木杠子，举起来要打两兄弟，两个哥哥见势不妙，赶忙跑出去，逃之夭夭。
还有一次，那时，我们住在湘潭市三义井，我的弟弟在屋后的小学读二年级。有一天，贪玩的他不愿意上学，父亲知道后，气极了，在父亲的观念中，上学读书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实在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拿起竹扫帚，像赶鸡一样打着弟弟去上学。幼小尚不懂事的弟弟，只好边哭哭啼啼地背起书包，边用衣袖擦着眼泪，慢吞吞地去了学校。从此以后，弟弟再也没有逃过学，直到无产阶级*前，弟弟顺利地读完了师范大学，成为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的最后一名大学生，后来弟弟相继在中学、大学任教、授课。至今，他仍忘不了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并用这件事来教育他的儿子。
其实，父亲是极少打骂孩子的，我和二姐就从未遇到过。二姐懂事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仅学习用功，而且十三岁的她，还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从小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自认为除了读书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即使这样，在湘潭县赵家岭住时，八岁的我，仍然要和二姐一起到山下去挑水，二姐挑大桶，一百多斤重，我挑小桶，大约四丶五十斤。那时父亲疾病缠身，不能干体力活，只有靠我和二姐把水挑上山去，再由母亲从桶中，一瓢一瓢地浇到菜地里。
在赵家岭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贫困的阶段，这段凄凉的时光让我刻骨铭心。
土改后，我们家从烟塘搬迁到赵家岭，青砖灰瓦房变成了土墙茅草屋，原先从家门前的池塘里就可以挑水，现在要到山下小溪中去挑，这些仅仅只是生活条件的变差。对于父母亲来说，更难受的是，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种被被流放、被鄙视的感觉，深深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家的生活，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家庭收入少得可怜。当时，大哥、大姐、三哥在部队参军，实行供给制，没有薪水，只有每月三、五元（按现在的人民币值计，下同）的零用费。二哥正在读公费大学。家中还有七口人，年老的外婆，腿有残疾，干不了活；父亲久病，丧失了劳动力；小姑姑神经错乱；弟弟才三岁。家中的农活，全靠母亲、读中学的二姐和读小学的我来承担。哥哥、姐姐将部队发给用来买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的零用钱尽量节省下来，寄回家，共计八、九元钱，这就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日常开销中，除去每年必须缴的学费外，这些钱仅够买点油、盐和部分口粮，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在煮饭时掺一些干蚕豆、红薯干或芋头来充饥。
当时，我们居住的茅草屋，破旧不堪，泥土墙上的茅草顶棚，年久失修，房子又在赵家岭的山顶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拦，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简直是大祸临头。尤其是在夜间，狂风一吹，屋顶的茅草，一把一把地被风刮跑，倾刻间，雷电交加，呼啸的大风伴随着倾盆大雨，从屋顶直往里灌，我们害怕得要命，躲来躲去，惊恐万分，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时的父母亲，却出奇地镇静，他们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默默地坐着，一直守候到天亮。后来，我上初中时，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描写的情景与我家的遭遇很相似，一家老弱病残，面对灾难，无助又无奈的悲凉，几乎是我们家那时的真实写照。
在赵家岭生活时，父亲因为夜间咳嗽、气喘，怕影响我们，自己单独住一间最差的房间。这间房，狭窄矮小，没有窗户，又黑又潮，室内充满霉臭味。
一天早晨，我发现父亲的脖子上，有一道红红的伤痕，似乎被什么东西划过，便疑惑不解地问父亲：“这地方是怎么搞的？” 父亲摸摸脖子，平静地说：“昨天晚上，睡觉时被蝎子螫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时很不理解，没想到软弱的父亲会有如此的胆量。
我心目中的父亲，什么都好，惟有软弱的秉性，我很不以为然，父亲凡事都逆来顺受，从来也不抗争。
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多年前，父亲担任湘谭县政府负责抄抄写写工作的录事，一个月的工资有二十几块光洋（银元）。一段时间后，上司看他工作认真，被推荐到石潭乡当粮站主任，负责保存和上缴全乡的公粮。父亲仁义，完全信赖下属，放手让他们工作。没想到，因为一时疏忽，被人乘机捣鬼，下面的工作人员认为父亲软弱可欺，乘机盗窃征来的公粮，然后，将秕谷掺入公粮中充数。此事被人告发，累及尚不知情的父亲，罪名不小，说父亲贪赃枉法，弄虚作假，将上缴的公粮以次充好，眼看就要吃官司，懦弱的父亲无法承受这突然而至的打击，却又无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走投无路，服毒自尽以求解脱。幸亏母亲及时发现并全力抢救，才留下一条性命。后来，母亲又到处奔波，终于找到证人，证明了父亲只是管理失察，并非自己所为，方才逃过此劫。 。 想看书来
四
父亲的晚年，生活困苦，病痛折磨，加上政治气侯的严峻，精神上的压抑，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高兴的。惟有两次喜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家里收到了大哥转业后补发的工资，母亲极力主张父亲去武汉看看儿女，因为当时大哥、二哥、大姐都在武汉。几天后，母亲照顾着虚弱的父亲上路了。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父母亲从武汉回来了。
父亲对这次难得的旅行感到格外的高兴，到家几天里兴奋不已，津津乐道，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起来。他说，在我大哥的陪伴下，他和母亲一起徒步上洪山，费了好大的劲，登上了宝塔的最高一层，极目远望，俯看武昌全城，人来人往像蚂蚁一样，很有些‘君临天下’之感。还讲到，在寺庙里，他们吃了一顿和尚做的斋饭，一些素菜做成了鸡、鸭、鱼、肉的模样，像极了，味道也很不错。父亲还颇有感触地跟我们讲起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说，湖北人肩挑手抬时，即使并不很重，也会“嗨哟、嗨约”地大声呼喊起来。而湖南人则不同，挑起担子时，哪怕肩上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也决不吭一声。看来，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倔强，更能吃苦……最使父亲高兴的是，他小时侯曾经随祖父到过武昌，那时，他在洪山奥略楼吕祖祠看见过八仙之一的吕洞宾雕像，还有一块传说中留下吕洞宾睡觉时印记的大石板。这一次去，居然又见到了，依然还是原先的模样，真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啊！父亲讲着、讲着，他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光景。
另外一次，让父亲高兴的是一九五五年春节。这个春节，使父亲脸上的喜悦持续了好多天。春节前几天，大哥、二哥、三哥、大姐都从外地回来了，加上我们的外婆、小姑姑、父母亲，还有我们三个小的，全家十一口人，团聚在一起，这可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团圆。一九四九年以前，弟弟不满三岁，哥哥、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念书，即便是寒、暑假回家，也是你来我往，很少有全家欢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家大团圆，这也是父亲在世时，惟一的一次。
一年后，父亲不幸去世。一九六九年，母亲相继逝世。此后，我们兄弟姐妹工作在外，人各一方，就再也没有团聚过。直到一九九三年十月，我们兄弟姐妹一行七人，又一次相聚在湘潭，一起来到颜子塘父母亲坟前祭拜，这又是一次难忘的大团圆，父母亲若九泉有知，该是多么的高兴！
五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性格内向，平时不苟言笑，往往使人觉得清高，甚至有些严厉。其实，父亲的内心很善良，待人很诚恳。
解放前，在烟塘住家时，当地有一种民间福利事业，叫做“送瘫子”。村民将无依无靠、下肢瘫痪的残疾人，用一个特制的带雨蓬的木轿，形状像两头齐平的木船，残疾人平时以此为家，吃住都在轿子里。为了照顾这样的残疾人，村民轮流将他抬到家境较好的人家门口，让这家供他吃喝几天，然后，再抬送到另一家去。每次遇到“送瘫子”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好言好语相待，三顿饭，都是父亲将一只装满饭菜的大碗和一双筷子，亲自送到残疾人的手上，还叮嘱他：“慢慢吃，不够再添。”旧社会，穷人多，有时候，外面要饭的乞丐上门，我家喂的黄狗见了生人就汪汪地叫，父亲总是赶紧走出去，先把狗邀开，一边对乞丐说：“不用怕，这只狗不咬人，你等等。” 然后，返回屋，添上一大碗饭菜，递到乞丐的手上；若家中尚未做饭时，就舀一碗米给他。父亲对待所有的穷人一贯都是如此。
父亲平时沉黙寡言，似乎不善言谈，其实并非历来如此。
十多年前，我回湖南探亲，见到了一位远房�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