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平时沉黙寡言,似乎不善言谈,其实并非历来如此。
十多年前,我回湖南探亲,见到了一位远房叔叔,他年轻时曾经邀父亲一起去日本留学。据他讲,父亲在中学住宿读书时,性格比较活跃,常与同寝室的学友聊天、讲故事,说些幽默的小笑话。父亲年青时的这种开朗性格,与后来我所感受到的沉闷性格,实在相距甚远。我想,可能是父亲以后遇到的波折太多,不顺心的日子太久,精神长期郁闷的结果。不过,父亲的幽默感,却仍保留着。
湖南的夏天,常常有这种情况,太阳底下飘几点雨,当地人戏称为“牛脊雨”,意思是指下雨的范围极为窄小,以致可以用牛的脊背来分界,一边有雨,一边无雨。盛夏的夜晚,我们在天井中乘凉,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说,有一年夏天,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一位身穿长衫,手摇折扇,悠然自得的老先生。忽然,大太阳底下,下起一阵片雨,稀稀落落的雨点,飘飘洒洒地浇湿了老先生的衣裳,他一边走,一边抚摸自己的长衫,他发觉长衫的前面被雨淋湿了,后面的部分却是干干的,于是乎,大发感慨:“这种鬼天气,说着说着就下起牛脊雨来了,真是一点也不假,怪不得我的长衫一边湿,一边干啊!”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也笑了。
六
父亲读过私塾,上过中学,写得一手好楷书,字形中规中矩,娟秀而典雅,只是少了些遒劲和力度,真是字如其人呐!他这样的学历,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知识份子了。解放后,因家庭成份和身体患病,不能参加什么工作,赋闲在家。虽然,平日里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但穿出来,仍然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斯斯文文的,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书卷气。
在湘潭市三义井住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围着一些人。一个满头长发,蓬头垢面,衣衫褴缕的男子站在人群中间,摇头晃脑地唱着京戏:“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好像是在唱“武家坡”,男子双手还不停地击打着拍节,作为伴奏,虽然不像戏台上的老生喝得那么好,可听起来倒也字正腔圆,很有些韵味。时隔不久,我又看见了这个人,他站在我家门口,正彬彬有礼地与父亲闲聊得起劲。过后,我困惑不解地问父亲:“他是什么人,全身邋里邋遢的,还不分场合地唱京戏,是精神不正常还是要饭的?”父亲伤感地回答:“他姓江,别人叫他“江疯子”,其实并不疯,思维也很清晰,你可能不清楚,他还是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哩!搞不清什么原因,竟然没有工作可做,如今穷困潦倒,流落街头,没有法子,只好唱几句京戏,靠别人施舍几个钱来混日子,真是可惜,也很可怜!” 父亲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乞丐般的男子,周围的人都瞧不起的人,父亲却不嫌弃他,居然还会和他客客气气地攀谈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惟一的解释,大概都是读书人,有共同语言的缘故吧。
父亲年青时和我们年青时一样,心比天高,充满着幻想,很想闯闯世界,干一番事业。高中毕业后,原准备与我的远房叔叔一起,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但遭到了祖父的坚决反对。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大发脾气,拿起菜刀,站在天井中,警告父亲:“谁要是敢出远门,就砍断谁的腿!” 向来孝顺,凡事逆来顺受的父亲,不想让祖父生气,只好放弃自已的打算,屈从他的意旨,眼睁睁地看着我那远房叔叔畴躇满志地去了日本。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只好化作泡影,以失败告终。在封建家庭礼教的束缚下,碍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为了照顾父母,以免他们牵挂,父亲再也不敢提什么出远门的事了。终而致使父亲的理想和抱负无法施展,以后也无法实现。
祖母在世时,四世同堂,各房都未分家,受祖母的安排,一大家子的钱粮账目都由我父亲掌管。这的确不是一个好差事。我们的大伯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富家公子哥儿,游手好闲,打牌赌钱、养鸟斗蟋蟀无所不会,有时赌钱输光了,就跑来找我父亲拿钱,而且为数不小,甚至还连骂带训,弄得父亲左右为难,常常只得忍气吞声,甚至曾经为此急得吐血。
这些事情,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父亲重孝悌,从未在我们面前谈过上一辈和同辈人的不是,也从不在别人面前议论他们的是非,天大的事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
虽然,上一辈对父亲是这样专横不讲理,但父亲对我们却是另一种态度——明智而开放。他和母亲一道,积极鼓励和支持我们到外地读书和参军,到外面去闯自己的事业,从来不认为儿女是属于自己的,必须留在身边为自己效力,使个人的生活过得稍微舒适、轻松一点,日后也好为自已养老送终。父亲的这种为子女打算,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也教育和培养了我们。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父母亲心甘情愿地忍受贫穷和困苦所换来的。在当时生活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能有这种“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再苦也不能误了孩子前途”的思想,真是很不容易的。 。 想看书来
七
一九五三年,我们家搬迁到湘潭市三义井,全家的生活虽然比在湘潭县赵家岭时有点改善,但仍然非常艰辛。那时在家的有七口人,二姐在中学读住读,我读小学,弟弟刚上学。家里的收入全靠大哥、三哥寄回家的三十多元钱维持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元钱。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多钱一斤,在家六口人吃饭买米需要十六、七元,买煤、买油、盐和照明用的煤油需要七、八元,剩下的钱,用来买菜和杂用,平均每天不得超过两角钱。为了节省,只好去买六、七分钱一斤的干蚕豆和干红薯丝掺在饭里吃,这样吃还可以少吃点菜。父亲长期有病在身,既无钱上医院看病,也没有可能去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平时,我和弟弟在上学,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才可以吃三餐。父亲、外婆、小姑姑他们却只吃两顿。中午,我和弟弟两人共吃三分钱的原酱(做菜用的)下饭,稍好一点,可以花五分钱买一块榨菜两人分着吃,或者买一小包盐花生米下饭,每人可分得三十余颗。晚上,全家人经常吃的是清水白菜。那时,母亲白天在“军烈属被服厂”干活,天黑了,从“十八总”走很远的路回家,吃的依然是留在锅里蒸得发黄的一碗白菜。有时为了给父亲改善一下生活,就在刚出锅的白饭中加一块指姆大的猪油,倒上一点瓶装龙牌酱油,闻起来很香。父亲看到我和弟弟发馋的样子,很不忍心一个人吃下去。
生活的艰苦,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有时,仍然使人感到伤心。
那时,我正在离我家不远的“湘潭市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即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经就读过的“昭潭小学”,现在的校名是“湘潭市曙光小学”)。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家门口,这已经是他长久的习惯,每天这个时侯,总是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来到了父亲跟前,我见他那刚刚剃过的头顶上,很明显地留下两道血痕,我问父亲:“怎么搞的,剃头还剃出血来了?很痛吧。” 父亲似乎不愿让我再看到伤痕,把头抬了起来,爽朗地一笑:“五分钱剃个头,你还能要求有好高啊!” 看着父亲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父亲大半辈子过的并不舒适,现在我们差不多都长大了,生活仍是这样的艰难,没想到,连剃个头也要吃苦。平时,我和弟弟理发,都是到附近小店子去理,一角钱一个头。父亲则总是找走街串巷的老头来剃,有时还要挨刀子,为的就是要省这区区的五分钱。其实,我很清楚,并非连五分钱都没有,父亲衣服上面的口袋里,总还是有几角钱的,可是他为了这个家,却怎么也舍不得花呀!
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很早以前抽点水烟,后来因病,也就不抽了。他不喝酒,也未见他打过牌。平时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有时也找点报纸来看。他还会吹洞箫,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吹着“满江红”的曲调,低沉、悲愤的情感从箫声中传出来,倾诉着他那忧郁、愁闷的心境。他看的书,大都是古典文言文版书藉,尤其爱看《聊斋》,很可能是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我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专长,但他善于讲故事,讲起故事来,语调不高,声音平缓,娓娓道来,幽默风趣,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他讲《西游记》中唐僧经历的九九八+一难,也喜欢《聊斋》中的《偷桃》、《种梨》、《劳山道士》之类的故事。至今回想起来,父亲给我讲的所有故事,都是有选择性的,那些恐怖吓人的鬼故事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也是他教育孩子所费的一番苦心。
八
我五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教我怎样写毛笔字,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练习写描红本上的字。那时,父亲的气喘病已经显现出来,他站在我身旁,沉重的喘息声,我都感觉得到。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小体弱,得病也不是这一阵子了。中年时,就气血不足,晚上睡觉,即使是夏天,也要穿长裤睡,冬天还要加厚厚的长统袜子。父亲去世前的两年冬天,母亲为了使父亲睡觉暖和一些,总是整夜地睡在父亲的另一头,将父亲的双足紧紧抱在胸前,用自已们体温去暖和父亲的双脚,其情景实在感人。我那时已经十二岁,母亲为了父亲,也顾不得难为情了。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料峭春寒,湘潭的天气显得格外的阴冷。父亲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服,头上是一顶可放下耳罩的棉帽子,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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