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幻挥谢竦帽�*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
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适写了一封致成平、李济、陈博生三人的信。信的大意是说：收到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的呼吁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长信（４日、５日）致蔡元培、林语堂。胡致蔡、林的长信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执委会名义公布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现将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陈三人“大鉴”，如蒙同意，请成君留一副稿，将原信快邮寄出，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委会讨论，“乞示知”，云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８０页。。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平、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平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３月４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等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在３月２８日也停止了活动。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5）
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李济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对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那封信中采取了何种立场态度，至今未见到任何直接的材料。但从蔡、林二位在２月１３日致胡的信中可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于新雅酒楼午餐后，李济与杨杏佛、鲁迅合影。（李光谟提供）
以证实，他们二人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或许可以间接证明，成、李、陈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应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１９３３年２月，李济随史语所迁往上海（次年又迁南京），他已不可能参加北平分会的活动，但他和胡适都是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人在上海，总部也在上海。他在２月２４日参加杨杏佛、鲁迅等一次在新雅酒店的宴请，或许与这桩事多少有些联系？从２月５日开始，北平分会与上海总部的“战争”已进行了近二十天整，鲁迅早已披坚执锐冲锋上阵。于是，那次酒宴在李济记忆中多半别有滋味？可惜他没写下只言片语。
同盟上海总部被解散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杨杏佛被刺以后的事。此间史语所已落脚上海，也无迹象表明李济与总部有更多的联系。看来，他选择了退避。
第三节轻轻的我走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济留学美国时的挚友、著名诗人徐志摩在由南京乘飞机去北平的途中，因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附近撞山，机毁人亡，徐志摩不幸罹难，时年三十六岁。
朋友闻讯，异常震动，人们纷纷撰文纪念。胡适在徐志摩遇难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他发表了《追悼志摩》一文，文章写道：“……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经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２０日晚，赵元任剪下《大公报》上刊登飞机失事的消息，贴在日记里，加上注：“晚听说徐志摩坐飞机上死了！！！可惜徐志摩没能听到《海韵》的演出。”其时，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诗歌《海韵》，已由赵元任谱曲成歌，成为“绝唱”。学界领袖蔡元培的挽联题为：“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诗人闻一多没有反应，学生臧克家发问，“你是公认的徐的好朋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回答，“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保持沉默的还有与徐志摩一起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李济。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４日，李济与徐志摩同乘“南京号”客轮，到旧金山。又一同去到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同住一个寝室。两年后，李济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徐志摩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回国后，两人时有往来。据徐的表弟蒋复璁回忆，在一次新月社的聚会上，李济应志摩之邀演奏了一首七弦琴曲《捣衣》，蒋和陆小曼各唱了一段昆曲。后来，徐在接手主编《晨报》副刊时，他邀请四十位“名人”写稿的计划中，包括了“李济之先生谈中国音乐”。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6）
１９２８年底，李济应弗利尔艺术馆之邀到美国商谈工作，从欧洲经印度返国时，曾再次和徐志摩乘轮遨游，回国后又同车北上。这年１２月１３日，徐志摩自北平寄给上海的陆小曼的信中提到，“……星期六在车上又逢着了李济之大头先生，可算是欢喜冤家，到处都是不期之会。……”
李济最后见到徐，大约是在他遇难前五个月，他俩曾在北平的公园中玩了一个晚上。两人各诗人徐志摩。
自的领域和熟人圈大不同，想必谈话的内容相当宽泛。
徐志摩逝世时，李济正忙得焦头烂额。彼时，城子崖正在作第二次发掘，殷墟第五次发掘又已经开始，他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宣泄哀伤，但对友人的早逝，言谈中常流露十分惋惜的神情。他在怀念丁文江时说道：相传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传到他的时候，他说：“可惜可惜！”有一个朋友问他：“你看志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毫不踌躇的答道：“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至今有好些文学家的朋友多以此为笑谈。但细思之，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观。他常说向不肯研究别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为为判。……李济：《怀丁在君》，原载《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页。“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也是李济对青年时的同窗好友的基本认同。
住在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李济，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此间，一个叫杨季徵的女大学生与他颇有些来往。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有两处提到“杨刚”。李光谟写道：他一生极少介入政治团体活动，究竟为什么会参加“同盟”的活动而且担任了负责职务呢？除了前述杨杏佛的影响外，还有一种估计说，可能与受一位同乡朋友杨缤女士（即后来《大公报》的记者杨刚）的鼓动有关。
根据近年看到的一些材料（例如萧乾先生的忆旧文字），杨刚（即杨缤）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就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派女性。她跟李济的接触谈话，据亲友的回忆，是颇有几次的，当然谈话内容并不清楚。估计李济很有可能把她的来访交谈当作是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接触；还可能把他自己在杨铨影响下加入“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那段经过也与此联系在一起。这个“第一次”到１９３３年李济南迁后大概就终止了。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４０—１４１页。李光谟的叙述从时间上分析，似乎有些斗不上榫。杨刚的父亲曾为江西道台，民国时出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和代省长。１９３３年的杨刚，还不叫杨刚，而叫杨季徵，是个二十八岁的大龄女性。她在1928年就加入了“*”，在读燕京大学西语系时，曾担任北方“左联”的负责人，1932年秋因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作风不满，加之有病，身体不支，很快就脱党资料出处：杨晶：《杨刚之死》，《读书》2009年第1期。。那段时间的杨季徵，正处于人生的“灰色期”。说她接近李济，是负有地下党的使命，也许对她过于高看，也许是忽略了这段特殊时期她的心境。她的活动圈在北平，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大本营在上海，至今似乎还找不到杨季徵与“同盟”的联系。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7）
李济是个对政治活动向无兴趣的学者，他在清华就形成了“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甚少”的人生观，终身未曾改变。若说杨季徵跟李济的接触，谈话的主题就是“红色与革命”似乎不合情理。我就此疑虑采访了李光谟，请他详细回忆父亲与杨季徵的关系。他说：杨刚我们叫她“六姨”。认识她是因为她姐姐的缘故。她姐姐是旧时的大家闺秀，与我做京官的爷爷先认识。她姐姐与我母亲年龄差不多大。我两个姐姐凤徵、鹤徵都拜她“老干妈”。“老干爹”姓李，究竟是什么职业做什么，那时我太小，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有个儿子后来在新闻圈很有名，叫李龙谟后改名李龙牧，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系主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理论研究。。她们是湖北沔阳人，与我们是大同乡；家也住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与我们家是街坊，两家常有往来。
后来，我家搬到地安门鼓楼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与杨家的往来就很少了。“六姨”杨刚那时在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自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学校离我们方砖厂的家很近，她时常过来，有一阵还来得很密，来就与我父亲谈话，很多时候都是在客厅里，关上门，不让人进去，说个没完没了的。
那时，我的表姐（表姐是我大姑的女儿，父亲有一个大他九岁的姐姐和小他九岁的妹妹）住在我们家，她就不喜欢“六姨”。我家老保姆也说，“六小姐尽跑来找你爸”。为这事我妈也有意见。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时，杨刚个人感情生活并不顺利，进了围城，又走出围城，事业上也远未起步她的成名得益于１９３５年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